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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人艺语

                夏志华:端着毒酒讲完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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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8-08-30 来源:陕西老哥俱乐部 

                夏志华 端着毒酒讲完最后一课 雅克-路易大卫《苏格拉底之死》 作者夏志华 以正确的方式实践哲学实践真理的人,实际上是正在练习死亡。苏格拉底一边把一杯毒酒送到唇边,一边用饮下这杯毒的嘴讲出许多有关真理与正义的话题。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为了让苏格拉底对正义的信念不被那杯毒酒断送,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这幅油画。 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画于1787年,描绘的事件发生


                 
                夏志华  端着毒酒讲完最后一课
                                 ——雅克-路易·大卫《苏格拉底之死》
                 
                                          作者 夏志华
                 
                “以正确的方式实践哲学实践真理的人,实际上是正在练习死亡”。苏格拉底一边把一杯毒酒送到唇边,一边用饮下这杯毒的嘴讲出许多有关真理与正义的话题。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为了让苏格拉底对正义的信念不被那杯毒酒断送,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这幅油画。
                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画于1787年,描绘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39年。阿波罗多洛斯的《编年史》持如此说法,“苏格拉底生于阿普色菲翁执政期间,第77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四年,萨尔格利翁月的第六天,当时雅典人正在净化城邦,而据提洛人说,那一天还是阿耳忒弥斯的生日。他死于第95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一年,享年70岁。”1阿兰·德波顿则说得更具体更肯定一些,“公元前399年的春天,三名雅典公民对这位哲学家提起诉讼,告他不敬城帮之神、传播异端宗教、腐蚀雅典青年——罪名重大,非判死刑不可”。2自从雅典迪卡斯特里法院判苏格拉底有罪而关进监狱,每天都有他的学生、朋友和雅典市民来监狱看望他,听他牢房里的演讲。
                雅克-路易·大卫于1787年创作的《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描绘的是苏格拉底被执行死刑时的场景。苏格拉底的死刑是饮下一杯毒酒。执行死刑的时间到了,毒酒送进了牢房,而且就在他的手边,苏格拉底感到属于他的时间不多了。画中苏格拉底右手伸向递过来的那杯毒酒,虽然身在牢房,他的左手食指仍然指向天空,并且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论证着一个话题。他的手就要触到那杯毒酒了,他的时间确实不多了,这位哲学家急切地想把一个需要一定过程的命题论证完整。从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可以看到,死亡已经爬上了他的右手,而论证好像还需要一些时间,一心想着要给他的学生和朋友上完最后一课的苏格拉底显得十分急切。
                (插图一:法国 雅克-路易·大卫《苏格拉底之死》1787年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执行死刑的人告诉苏格拉底,只要他饮下这杯毒酒,然后在牢房里来回走动,让毒药通过血液流动带到全身,走动时感到腿脚有点发凉了,就表示毒药到达心臟。在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苏格拉底一只手伸向那杯毒酒,一边急切地讲着他的最后一个课题,一边将左腿伸向地面。大卫将苏格拉底的这三个动作集中在一起,让人感到苏格拉底的这最后一课,既令人悲伤,又有一股力量在化解人们的悲伤,让所有注视这幅画的人,最后长长地停留在一种悲壮之外。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行刑时苏格拉底端起毒酒的那一刻,苏格拉底和西米亚斯有这样一段对话。“西米亚斯说,你给厄文努斯的建议是什么样的,苏格拉底?我碰见他好多回,据我的观察,他根本不情愿接受你的建议。苏格拉底说,怎么会这样呢,厄文努斯不是一名哲学家吗?我想是的,西米亚斯说。苏格拉底说,那么厄文努斯会情愿的,就像其他每一个分有哲学价值的人。不过,他也许不会拿走他自己的命,因为他们说这样做是不对的。说这话的时候,苏格拉底把脚踩在地上,在此后的讨论中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3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描绘的,正好与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记录下来的这个细节一致,也是手伸向那杯递过来的毒酒,一边继续不停地演讲,一边准备喝下那杯毒酒,同时把脚从卧榻上挪了下来,做好了下地行走的准备,好让毒药走向他的心臟。
                《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本身并没有渲染悲伤,但是看这幅画的人却感到悲伤气氛扑面而来。一个人的目光不管落在这幅画的那个地方,这个人的全身就会被一种悲怆和凝重感紧紧地包裹住,这一切都源于苏格拉底最后一课中听讲学生们的情绪。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中的各种表达都指向这一点:这其实是苏格拉底在利用最后一点时间,为他的学生和朋友以及爱听他演讲的雅典市民上最后一课。面对苏格拉底如此悲壮而又悲伤的最后一课,确实令人心情各异。克里托右侧的那个听课者,听着听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忍不住垂下头,用双手捂住了眼睛,只留下耳朵听他的老师讲述。终于讲完最后一课的苏格拉底,到了和人和时间和神告别的时候了,苏格拉底说,“别了,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别了,提洛岛上他们这对著名的孩儿。”站在拱门下穿着绿色衣袍,始终不敢近前的那个学生,听到这句话,痛苦得双手抚墙。站在苏格拉底左侧靠墙的阿波罗多洛,听到苏格拉底的这句告别,放声大哭起来。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阿波罗多洛的哭泣一直没有停止过,而此刻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使屋里(牢房里)的每个人更加悲伤,只有苏格拉底除外。”4在大卫的画中,克里托坐在苏格拉底对面,仰着头注视着这位伙伴,按在苏格拉底腿上的右手,似乎在给这位将死的哲学家提供安慰与力量,似乎只有他还能冷静地听完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不过,按斐多说法,“其实在我之前,克里托止不住流泪而站了起来”(《斐多篇》)。在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坐在床脚的柏拉图一直记录着老师的讲课,此时也停止了记录,低下了头,连卷纸也掉在地上。就连那个死刑监刑官,他一只手把毒酒递给苏格拉底,但也不忍看到苏格拉底接过毒酒的场面而掉转了头。其他和他们的老师具有同样信念的学生,此刻也陷入了沉默之中,整个牢房陷入悲恸之中。不过确实如柏拉图所说,“只有苏格拉底除外”!苏格拉底仍然手指上苍,力争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自己要论证的命题论证清楚。
                在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苏格拉底排除众人的悲痛对他的干扰,力争让他的这最后一课为学生们带来一些收获。为了不让学生们的悲痛耽误他的演讲,很少斥责人的苏格拉底第一次斥责了哭泣的学生。“这是干什么?你们这些人真奇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把那些妇女打发走,要避免这种不体面的事。……他的话让我们感到羞耻,我们停止了哭泣。”5为了不上他人的哭泣耽误他的最后一课,苏格拉底曾让人把可能哭泣的妻子送回家。当天没有到场的厄刻克拉底请斐多告诉他苏格拉底死时的一些细节时,斐多说,看守告诉他们,“十一人(负责监狱管理和执行刑罚的典狱官)正在给苏格拉底松绑,告诉他今天要处决。过了一会儿,看守回来让我们进去。我们走到里面,看见刚卸去镣铐的苏格拉底,克珊西帕(苏格拉底的妻子)——你们知道她——坐在苏格拉底身边,怀里抱着他们的小儿子。克珊西帕一看到我们就哭了起来,说了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说的话,‘苏格拉底,这是你最后一次跟你的朋友说话了’。苏格拉底看着克里托。他说:‘克里托,找人把她送回家’。克里托的一些随从把她带走了。她哭得死去活来”。6在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我们透过那道拱门,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妻子被送走的情形。克珊西帕脸朝向苏格拉底这边,沿着楼梯,一边向外走,一边向苏格拉底挥手告别。苏格拉底要人送走克珊西帕,就是怕她的哭泣会打扰他的最后一课,此时,阿波罗多洛嚎啕大哭,让他感到阿波罗多洛的哭泣干扰了他最后的演讲,耽误了他十分宝贵的时间。
                苏格拉底对这最后的时间如此珍惜,说明他并非不留念人生,而是十分珍视生命,只不过苏格拉底珍惜生命与时间,是让生命发挥更多作用。可是,正是他让自己的生命发挥更多作用,而遭到了审判。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记载,苏格拉底的罪名一是拒不承认城邦认可的神祇并引进其他新的神灵,另一罪名就是败坏青年。苏格拉底毕其一生的精力教雅典青年学会思辨,发挥脑袋与智慧的作用,教青年们如何从一个武士变成一位具有综合智慧的英雄,可是后来反倒让他获得了一个腐蚀青年的罪名。
                对苏格拉底的诉讼者一共有三个人,“安提司特涅斯在其《哲学家的后继者》中,以及柏拉图在其《申辩篇》中说,他的控告者有三个,即阿尼图斯、吕孔和墨勒托斯。阿尼图斯极为愤怒,他代表工匠和政治家;吕孔(又译莱康)代表修辞学家;墨勒托斯代表诗人。所有这三个阶层的人都遭到过苏格拉底的讽刺”。7当人们一听到苏格拉底的罪名中有不信神这一条,他的学生色诺芬十分诧异地说,“他常常在家中献祭,也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坛献祭,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不仅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对这一罪名感到诧异,雅典民众也大吃一惊,并纷纷表示不信。
                在记录苏格拉底行刑前的最后对话的《斐多篇》中,西米亚斯和克贝两位学生受苏格拉底马上就要死去这一巨大悲痛的影向而略显迟钝,苏格拉底面对众人完成他的最后一个论证时,许多对话的开头都习惯性地冠有“宙斯在上”,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最真实了,端着一杯毒酒的苏格拉底把神摆有他的对话的第一位,确实看不出他对神有不敬之处。“他有足够的理由藐视那些嘲弄他的人。他因为自己生活俭朴而自豪,他从不向任何人索取酬金。他常说,他最喜欢不需要调味品的菜肴,最愿意喝最难引起渴望的饮料,他说,他离神最近,所以需求最少”。8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写道:
                “噢,那个正当渴求大智慧的人,
                在雅典人和希腊人中你悠闲度日
                是多么幸福,
                你记忆惊人,思维缜密,
                愿意忍受劳苦;
                你从不疲倦,无论站立还是行走;
                你不因严寒冻僵,不为早餐饥渴;
                你戒除酒和贪食,以及其他愚蠢之举。”
                阿美帕西阿斯也有文字这样说苏格拉底:
                “A,苏格拉底,你是少有的最高尚之人,
                多数都是愚蠢的家伙!来吧
                你加入我们的行列。要坚持住。
                我们到哪里去为你弄到一件合适外的套?
                B 你那糟糕的境况是对皮匠的侮辱。
                A 这人尽管饿到如此程度,也不愿意阿谀奉承。”
                阿里斯托芬这位讽刺大师,在《云》这部戏剧中对苏格拉底进行了尖锐的讥讽,但后来全雅典人都认为,反倒是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对苏格拉底的肯定最准确。即使是对苏格拉底的贫穷,雅典贵族可不会都像阿里斯托芬和阿美帕西阿斯这样理解。苏格拉底常常赤脚出现在向神祭拜以外的场合,衣衫陈旧甚至破烂得与他当时极大的声誉极不相称,人们因此嘲笑他捉弄他,面对人们的嘲弄,苏格拉底也是以神来回击,说只有那些离神远的人,才有许多需求。苏格拉底因为离神很近,所以他的需求最小。这样的智者,怎么会亵渎神呢!
                其实,是苏格拉底的智慧惹的祸。皮提亚的女巫让凯瑞丰传播她的一条阐释——在所有人中,苏格拉底最智慧。色诺芬说,正是由于这句话,苏格拉底遭到人们最大的嫉妒。面对嫉妒的人们,苏格拉底说,学习是对知识的回忆,学习是回忆从神那里带回来的知识,苏格拉底说自己的智慧是从神那里带来的。当雅典民主派常常因为苏格拉底的演讲而感到疼痛时,苏格拉底说自己是神派来的一只牛虻,是神让他来做一只有益于民主的牛虻,来提醒他们,让他们时时感到清醒。认为自己的一切好的东西都源于神的苏格拉底,雅典迪卡斯特里法院判他不敬神,令所有希腊人都觉得荒唐。
                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让苏格拉底一只手伸向那杯毒酒,一只手指向上空,指向神的居所,指向产生真理的方向这么一个瞬间永远地的保留下来了。神和真理在一起才是神,这是必须要有的统一。而在创作这幅《苏格拉底之死》时,大卫画出的不是苏格拉底的一个笼统的手势,他用一根手指,既表达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也强调了唯一性。大卫于1787年创作《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时,离雅典迪卡斯特里法院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已经过去了一千六百多年了,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大卫用一幅画来揭露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一场无稽之谈,因为人们早就知道了真相。大卫只是想用苏格拉底的这一手势,证明人们一开始就对苏格拉底的那条罪行的质疑是对的。证明人们对那一判决的质疑源于苏格拉底的一贯的信念,证明一种质疑源于一个受害者的信念,一种审判一种民主源于违背受害者的信念是多么地荒谬。而这样的荒谬很难保证不会继续发生,因此,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告诉人们,人类对正义需要有信念!
                雅典迪卡斯特里法院判定苏格拉底的第二条罪状是败坏青年,在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一画中,仍然围绕着一批青年人。就败坏青年这条罪状,具体而言就是苏格拉底是一个怪人,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好的,并且以这一切去教导别人。这条罪责源于苏格拉底的学生中有人做了违背雅典利益,破坏雅典民主的事。诉讼者认为苏格拉底教坏了的学生中有亚西比德和克里底亚。
                亚西比德生于公元前450年,卒于公元前404年,出身于贵族家族。他的父亲战功赫赫,是伯里克利的朋友。父亲死于一场战争,当时亚西比德只有四岁,伯里克利成了他的监护人并把他从孩子一直抚养到成人。长大成人后的亚西比德英俊潇洒,勇敢睿智,十分有魄力。每一个雅典人都要为雅典而战,亚西比德也走上了战场,并且和他的老师、大他十岁的苏格拉底成为战友。
                亚西比德是一个十足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为了达目可以不计一切。亚西比德生来就不甘平凡,爱出风头,追求较为奢华的生活,把个人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爱追求最高的荣誉,而且痴迷于政治与仁途。皇天不负有心人,因才情、胆量、气魄,加上卓著战功,亚西比德三十岁就成为雅典十将军之一。
                胸怀远大抱负的亚西比德,以他巧舌如簧的演讲口才,在雅典公民大会上成功鼓动雅典贵族和民众支持他设计的远征叙拉古的战争,不过,这场战争雅典不仅没有胜利,还因这场战争耗去了雅典的国力。当年希腊大地上有一场持续了四十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其实是雅典和斯巴达争夺领袖地位的战争,一直想成为希腊联邦领袖的斯巴达,乘机打败了国力亏空的雅典,成为希腊的领袖,而雅典从此一蹶不振,伟大的伯利克里给雅典带来的辉煌从此暗淡下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伯罗奔尼撒内战其实没有赢家,雅典失去了领袖地们,强大的斯巴达也耗去了实力。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波斯帝国就挑起过一场侵略战争,以雅典为领袖的希腊联军把波斯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内战刚刚结束,波斯帝国乘雅典疲惫,斯巴达薄弱,再次入侵希腊大地,历史学家说,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开始衰落。
                雅典公民认为这一切都源于亚西比德强行发起的叙拉古战争。雅典公民大会召回正在外地作战的亚西比德回雅典受审,可是,愤怒的雅典人实在是太心急了,亚西比德还在赶回雅典申辩的路上,雅典就对亚西比德进行缺席审判,并且判了他死罪。得知这一判决的亚西比德从赶回雅典受审途中折返,投奔了雅典的敌人斯巴达,成了雅典的叛徒。
                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起初是师生关系,后来同在一位将军麾下作战,成了战友。在一场战斗中,亚西比德陷入敌人重围,几乎无生还可能,勇敢智慧的苏格拉底不顾个人安危,用智用勇杀入重围救了亚西比德一命。后来,苏格拉底还把一次战功谦让给了亚西比德。战场上亚西比德陷入死亡困境,苏格拉底舍身相救,亚西比德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又从战友发展成为挚友。费讷隆的《亡灵对话录》中有一段对话说明了他们的关系变化。
                苏格拉底:……本来我因为这次行动应得到桂冠,可我请求大军领袖把桂冠授予你。我一心一意为你的荣誉着想,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你居然成为祖国的耻辱,成为给她带来灾难的祸根。
                亚西比德:我相信,我亲爱的苏格拉底,你并没有忘记另一次情景,我们的军队被打散之后,你步行撤退,十分艰难,我当时也在那里,骑着马,我停了下来,击退正朝你扑来的敌人。咱俩扯平了。
                苏格拉底:我没意见。不过我之所以重提以前为你做的事,那绝不是借此怪罪你,也不是想抬高自己,而是要说明我为了使你变好而花费了心血,而你对我的心血所作的回报又是多么的不相称。
                亚西比德:你对青少年时期的我是无可责备。我常常听着您的教诲而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有几次我从你那儿逃走,那是伙伴们把我拉出去的,你紧追不舍,像主人追赶逃跑的奴隶。对你,我从来不敢反抗。我只听你的话,就怕惹你不高兴。确实,有一天,我做了件出乎意料的事,我扇了希波尼斯一个耳刮子。打过以后我前去请他原谅,我当着他的面脱掉衣服,好让他用荆条惩罚我;可他原谅了我,因为他明白,我所以冒犯他是因为我生性轻率,我这个人活泼好动,爱闹着玩。
                苏格拉底:你当时只是犯了一个疯狂的年轻人犯的错误。而后来,你却犯下了一个恶棍帮凶的罪恶,你不把诸神当作一回事,你嘲弄道德和真诚,你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而毁了祖国,你把放荡的习俗带给国外各个民族。行了,你让我感到可憎可怜。你为当个好人而生,却甘愿当个坏人而终,我因而难以自慰。让我们分手吧。(法国 费讷隆《亡灵对话录》)
                这一段对话发生在冥界,传播在人间,虽然是亡灵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基本上和苏格拉底的精神以及一贯的态度一致。亚西比德成为了祖国的恶棍,不是苏格拉底的教育出了问题,而是他的这位学生从小就爱嘲弄道德与真诚,证明苏格拉底一贯强调的不断认识自我,让道德和灵魂变得更好十分正确。面对亚西比德,苏格拉底以及苏格拉底的真诚也是受害者,而且苏格拉底明确表示与他分手,没有关系了,但是,雅典迪卡斯特里法院审判苏格拉底,控诉苏格拉底犯有败坏青年罪,学生亚西比德叛国投敌,仍然是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罪的一大罪证。
                苏格拉底的学生中不乏才华横溢,意志坚定,胸怀天下之士,其中以柏拉图的两个舅舅克里蒂亚斯和查米德斯最为突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国王吕西斯特拉图在雅典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由斯巴达保护的三十僭主领导,这个傀儡政府中的三十僭主就由柏拉图的两个舅舅领导。梅耶尔的《古代史》说,克里蒂亚斯和查米德斯只统治雅典八个月,但在这八个月,杀的雅典人比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十年斯巴达人杀的雅典人还要多。三十僭主时期,许多民主人士逃离雅典,克里蒂亚斯和查米德斯的老师苏格拉底却没有退缩,一如既往保持他的正义与对真理的忠诚,明确地表达了不赞成三十僭主的政策的态度,而且经常言辞犀利地针对寡头政府的专制提出尖锐批评,还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公然反抗三十僭主把他牵连到一桩罪行中的企图。苏格拉底没有因为是三十僭主领袖的老师而获得荣誉与地位,也没有因为是僭主领袖的老师人生安危就有了安全保障,相反,他的两位学生多次警告老师不要像以前那样随意发表诋毁政府的言论,幸好苏格拉底的两位学生只当权八个月,如果时间稍微再长一些,苏格拉底也难保不被杀害,也就不劳雅典民主政府来审判了。可是,在雅典迪卡斯特里法院对苏格拉底的判决中,破坏雅典民主制度的三十僭主领袖,仍然是苏格拉底毒害青年的重大罪证。
                在审判庭上,苏格拉底对控告人美勒托以及五百人陪审团成员说:
                “他说我因为毒害青年而犯法……那么好,来吧,告诉这些先生谁让年轻人学好,告诉我,我的大好人,谁在改善我们的年轻人?
                美勒托说:法律。
                这不是我要问的,我要问是谁有法律知识来做这件事?
                这些审判法官,苏格拉底。
                你什么意思,美勒托?他们有能力教育青年,使他们学好吗?
                当然。
                他们全体,还是有些人能,有些人不能?
                他们全体。
                好极了,赫拉在上!你提到有那么多人在让青年学好。这些听众怎么样?他们在教育青年学好还是学坏?
                他们也在教青年学好。
                议员们呢,他们怎么样?
                议员,他们也一样。
                那么,美勒托,公民大会怎么样?公民大会的成员在毒害青年,还是在教他们学好?
                他们教青年学好。
                如此说来,似乎所有雅典人都在使青年成为好人,只有我除外,只有我在毒害他们。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确实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只有一个人在毒害我们的青年,而其他人都在教他们学好,那这些青年真是幸运极了。”9
                因为巫师的一句话“苏格拉底是全雅典最智慧的人”而引起全雅典自以为聪明的人的嫉妒,这证明这些全教青年好的人,真不比苏格拉底智慧多少。一个智慧的人被控告教青年坏,而所有愚蠢的人反而都在教青年好,那就真的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一个人就能把所有青年教坏,所有人都无法把被毒害的青年教得好起来,那么,所有教青年好的人也就都有罪了。而所有证据都不能证明苏格拉底不敬神,敬神的苏格拉底的所有行为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行事,那些不能保证青年成为好人的全体人员,似乎不会比苏格拉底更加忠诚神了。这让所有画家包括大卫坚信,在《苏格拉底之死》中哭泣的青年,不是为死亡和恐怖而哭泣。在大卫的这幅画中,那个垂下头蒙住眼睛的人就是斐多,他说,“看到他喝毒药的时候,我们再也控制不是住自己;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所以,我蒙住了我的脸。我为我自己哭泣,而不是为了他——我的不幸是失去了这样一位同道”(柏拉图《斐多篇》)。
                苏格拉底的罪状其实并不是不敬神和败坏青年,苏格拉底之罪其实是因为他智慧。就像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表达的那样,智慧不是知识,而是和神在一起的真理,大卫画中苏格拉底手指向上天,意味智慧不等于民间常识,智慧的最高级别是真理,是正义的保障,这个手势也表达了苏格拉底对真理的信仰。苏格拉底在法庭申辩时也道出过审判他的真相。“我要恳求德尔斐的神为我作证,看我的智慧是否真是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你们认识凯勒丰。他自幼便是我的同伴,也是你们大多数人的同伴,在最近的这次逃亡中(三十僭主掌权时期)和你们一起出逃,又一起回来。你们肯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做起事来有多么莽撞。他有一次去德尔斐求神,他竟然提了这个问题,他问神是否有人比我更智慧。庇提亚的女祭司拿起签来说,没有人更智慧了。”10整个雅典的智者都感觉到了苏格拉底的智慧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凯勒丰按捺不住跑到阿波罗神庙,请求神告诉他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智慧的人,祭司解读他抽的签,说再也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的人了,沮丧的凯勒丰情不自禁地泄露了这一神谕,导致整个雅典的智者心中不服而心生怀恨。随后,针对苏格拉底的智慧,雅典涌起了一波又一波诽谤与诬陷。苏格拉底知道这一事情之后,就去证明神谕“语言”是否是真的。苏格拉底先去找最智慧的政治家,“于是,我对这个人进行试探,我不需要披露他的名字,但可以说他是我们的一位政治家,我的印象是这样的:许多人,尤其是他自己,觉得他很智慧,实际上没有智慧。于是我试着告诉他,他只是自以为自己有智慧,但并非真的有智慧。结果,他就开始讨厌我,在场的许多人也对我不满”。11接着苏格拉底寻找当时最智慧的诗人和最智慧的工匠进行考察,来证明神谕是否具有正确性,结果诗人和工匠在他们的专长方面确实很聪明,但是他们只知道有所长而不知道自己有所短。不知道不承认自己有所有短——这确实是一个人的愚蠢之处,直率而真诚的苏格拉底如实相劝,结果被诗人们被工匠们忌恨在心了。“这种忌恨很难应付,成了我的沉重负担;许多诽谤来自这些人,我拥有智慧的名声也来自他们,因为我对他们进行考察时,在场的人会认为我证明出与我谈话的人没有智慧,所以我有智慧。雅典人,最为可能的是,只有神才是智慧的!其实,神谕的意思是,人的智慧很少价值或没有价值,当他说到苏格拉底的这个人的时候,只是在以我的名字为例,就好像说,‘凡人啊,苏格拉底这个人在你们中间是最有智慧的,他知道他的智慧毫无价值。’时至今日,我仍然遵照神的旨意,到处探访我认为有智慧的人,无论是本地公民还是外邦人。要是我认为他没有智慧,我就代替神告诉他,你没有智慧。”12苏格拉底这样做的个人目的出于真实与责任,当时雅典乃至整个希腊,崇尚能者为政,而且形成了良好风气,但是又难免夹杂一些没有全面智慧的人身居要位的现象,如亚西比德、三十僭主领袖——柏拉图的两位舅舅就是其例。苏格拉底对当时出名的智者进行不断考察,有利于古希腊尚智风格的完善。可是,即使是一个傻子,有人说他不聪明,他也不会感到高兴,何况是一个自以为智慧的人呢!于是,忌恨苏格拉底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不会控诉苏格拉底诽谤罪,因为一上法庭,完全有可能被苏格拉底证明他们确实是一个在智慧方面不太全面的人,或者完全就是一个傻子。于是,苏格拉底的罪名就出现了——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神是雅典的标准,青年是雅典的希望与未来,但凡一个人有了“不敬神和败坏青年”这两条罪,雅典公民绝对不会轻饶,其结果必定是判以死罪。因此,柏拉图说,使苏格拉底拥有这种名声(有罪)的原因无非是某种智慧,即苏格拉底因智慧致罪。
                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抓住的是这一“人类性事件”的瞬间场面,但这幅画却直指这一事件的众多背景,了解了这些背景后,我们也容易理解大卫为什么要把苏格拉底刻画得如此地毫无畏惧,如此地理直气壮。同时,大卫也给了我们看画人从悲伤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机会,从而明白为什么这幅画中苏格拉底被痛苦的众人环绕,而画本身给予我们的为什么又不是痛苦与悲伤。
                大卫理解苏格拉底的死,如同柏拉图和真正失去了苏格拉底的雅典公民理解苏格拉底之死一样,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不在于死激起的悲痛,而在于苏格拉底的死激活的思考与理性,在于雅典公民因为苏格拉底之死而理性智慧起来——这是人类第一次苏醒!苏格拉底的死激活人类第一次苏醒,而且成为人类的一种苏醒形式:牺牲唤醒!这种苏醒形式在中国也有,楚国的屈原投江自尽就是为了唤醒民众。牺牲唤醒,相当于夏娃在伊甸园吃了一只苹果而启智,从而眼明心透知道自己少了一件衣裳;众人皆醉之时,独醒的楚国人屈原在公元前278年以死相谏于民,天地之间,东西方之内,似乎早就存在属于智者的一种共同的唤醒形式。为了表达苏格拉底之死的人类性意义在于对正义信仰的唤醒,以及表达出雅典公民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如此理解,大卫拒绝惯常的升华,而是采用了隐喻的方式,而在此之间,大卫的前辈们早为他的这一表达提供了丰厚的喻体,因此,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总共安排了十三个人。
                 
                画中十三人——忌讳文化运用
                 
                “十三”这个西方社会十分忌讳的数字在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出现过。大卫是一个文化主义者,对文化习俗的尊重不亚于任何一位画家,而在《苏格拉底之死》中,为了能够准确地表达出他要表达的意涵,他不再遵守西方文化中的那种表面的禁忌,而是坚定的运用了十三这个数字。柏拉图在《斐多篇》中称,在端杯饮下毒酒之前,苏格拉底让克里托派人护送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了那个行刑的牢房。牢房里就剩下斐多、阿波罗多洛、克里托布卢、克里托、赫谟根尼、厄庇革涅、埃斯基涅、安提斯泰尼、克特西普,美涅克塞努、西米亚斯、克贝、斐冬得斯、欧几里德、忒尔西翁,那天,柏拉图因为生病没有来到牢房。这样算下来,总共就有十九个人了,即使不算上苏格拉底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也有十五个人。可是,大卫在创作《苏格拉底之死》时偏偏只画十三个人。如果讲究真实性,增加一位监刑官,大卫的这幅画应该画上十六个人,可是大卫偏偏要画上十三个人。可能有人会认为十六个人可能破坏画的结构。大卫在画这幅画时虽然只有三十八岁,但已经是新古典主义大师与旗手了,以大卫出类拔萃的表达技巧,大卫完全有水平在画中找到另外两位学生的恰当位置。可是,在《苏格拉底之死》中,大卫有意应用西方的避讳文化,只画了十三个人。
                被西方忌讳的十三这个数字是一个凶数,凶数源说于古希腊神话。北欧国家也有一个类似于希腊神话的故事让人牢记十三这个数字是如何地不吉祥,这个故事就是天神波杜尔之死。北欧神话中天国有十二位天神,有一天基罗出现了,并经常出现在天神们宴会、享祭等场合。因为基罗加入十二天神的各种活动,“十三”这个数字也就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波杜尔是北欧神话传说中的光明之神,类似于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某夜波杜尔做了一个噩梦,随之预感到自己生命面临危险。他的母亲为他炼了一种药,喝了这种药后世界上不管是有生命之物,还是无生命之物,都无法伤害他。波杜尔喝下母亲炼制的药之后,利箭飞石雷电对他再也无可奈何,神们就拿波杜尔当靶子,练习投掷飞镖标枪,远处游玩的神们一时兴起会向他射出冷箭也不需要向他打招呼,谁想射就射,谁想射都可以,因为射不死,因此,波杜尔有时候还会成为神们竞技比赛中的活动标靶。那位叫基罗的魔鬼十分嫉妒别人的永恒,甚至痛恨一切永恒事物,就化装成女性,用尽骗术骗得波杜尔的母亲说出了秘密:只有一种槲寄生植物才能伤害波杜尔。罗基知道这个秘密后,立即用槲做成一支长矛,唆使波杜尔的兄弟荷杜尔向他的哥哥掷出长矛,不死的波杜尔受到致命一击应声倒下。天上仅剩的十一位神和神的臣民这才知道基罗出现的原因,基罗是为了消灭永恒才出现在十二天神之中,十三这个数字由此在欧洲留下了长长阴影。十三之忌不一定源于这个神话,但要是13日正好赶上星期五,那就是最险恶的日子了。《圣经》研究者认为,亚当和夏娃就是在13日偷吃了禁果。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也是在13日杀死了弟弟亚伯。《圣经》中说耶稣和门徒十三人一桌吃饭时被出卖,最后被钉上了十字架。十三这个数字在西方人心中种下的阴影越来越浓。每到十三日或者是十三日与星期五重叠的那一天,歌德这位大诗人什么都不干,甚至连一句诗都不写,而是蒙头睡大觉。十三日这一天,拿破仑皇帝绝不用兵;铁血宰相俾斯麦从来不签署任何条约,也不签发文件命令,即使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那个时代,这位美国总统每个月的十三日绝对不会出行。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避讳文化,中国的避讳文化起源于周朝,《礼记·曲礼上》记载,“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讲究禁守俗随讳忌。
                十三这个数字在西方是一个不祥的数字,一些场合如果真的出现了十三这个数字,都会想办法加以弥补拯救。1800年,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画《卡洛斯四世一家》时,就遇到这一难题。当时皇室一家总共只有十三个人,而皇帝要戈雅创作的《卡洛斯四世一家》是一幅要让人景仰的宫廷画,肯定不能弄虚作假随便多画一个人上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避开这个不吉祥的数字,聪明的戈雅把自己画入这幅画,因此当时戈雅确实在现场,不过画家戈雅不是以皇家成员的形象出现在画中,而是作为一位宫廷画师出现在这幅画的最左侧,并且谦虚地让自己居留在光线最昏暗的地方。这一近乎智慧的举动深得卡洛斯四世皇帝的赞赏。
                (插图 西班牙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卡洛斯四世一家》1800-1801年 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画的就是十三人。人们普遍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的耶稣基督,大卫接受了这一理解,在《苏格拉底之死》中只画十三人,就是受到这一理解与达·芬奇这幅画的启发,并以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和相关的《圣经》故事作为自己创作的隐喻。在人们看来,达·芬奇最不避讳了,但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最后的晚餐》这幅画天意般地避开了十三这个不吉祥的数字。在《最后的晚餐》的左侧,有一只手握着一把刀,十三人之外好像还有一人似的。这只握刀的手是一只右手,从犹大的背后伸出来,离刀最近的安德烈举着双手,肯定不是他的手;彼得和约翰在交谈,从彼得的坐向和整个姿态来看,这只手好像也不是彼得的;约翰也没有这么长的胳膊,这让人们隐约感觉到这幅画中还有第十四个人。后来有人发现达·芬奇的一些素描手稿,确认这只手是彼得的。在耶稣说出“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犹大·伊斯卡里奥特伸向钱袋的手慌张得碰翻了桌上的盐罐,由此而察觉的彼得,伸出的刀应该是对着犹大。达·芬奇这幅壁画经过多次维修,造成这只握刀的手势给人们带来了这幅画还有第十四个人的感觉,无意而且神秘地破了十三这个忌讳。
                (插图 意大利 莱奥纳多·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壁画 1495-1497年 米兰格拉契修道院)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刻画的是耶稣死前的最后一次晚餐的情景,耶稣感觉到死亡临近,他用沉默的方式接受了死亡,因为耶稣知道自己必死,没有自己的这一次死,就没有人类在那个关键时刻最需要的一次醒,耶稣知道:醒要有死的对称。早在那杯毒酒递向苏格拉底之前,苏格拉底就知道自己必死,“即使你们现在判我无罪,不相信阿尼图斯——他对你们说了,要以一开始就不该把我弄到这个法庭上来,我现在既然已经上了法庭,你们就必须将我处死,因为要是我无罪,你们的儿子会去实践苏格拉底的教导,彻底堕落——如果你们对我说:‘苏格拉底,我们现在不相信阿尼图斯,我们判你无罪,但有一个条件,你不能再花时间进行这种考察(证明一些自以为智慧的人其实有也缺陷),不能再爱知,要是我们知道你仍旧在这样做,那么你必死无疑’。要是你们在这些条件下判我无罪,我会这样回答:‘雅典人,我向你们致敬,我爱你们,但我宁可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还能做事,我就决不会停止爱知,我要用习惯的方式激励你们,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说:尊敬的先生,你是雅典人,是这个以智慧和力量著称的最伟大城邦的人,如果你只渴望尽力获得金钱、名声和荣誉,而不追求智慧和真理,不关心如何让灵魂变得更好,你难道不感到羞耻吗?’”。13苏格拉底选择服从神的旨意而死亡,和耶稣服从耶和华的旨意一样,确实是因为人类关键时刻的一次需要。从那个时刻起,苏格拉底就知道,人类需要他的“激励”,否则人就会“把价值最大的事情当作最不要紧的事情,把琐碎的小事当作大事”(柏拉图《申辩篇》),就不再关心如何让灵魂变好。而雅典人甚至全人类需要知道“财富之所以好是因为德性,德性使财富以及其他所有对人有益的东西成为好的”这个道理,需要人们永远关心“灵魂变得更好”这一问题,但是,让人类永远记住这个问题需要有一次牺牲,苏格拉底选择服从神而自我牺牲。在一种非《最后的晚餐》的氛围中,尽管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已经表达出了最普遍的令人沉思的哲学意义,但大卫觉得不够,因而让自己的《苏格拉底之死》和《最后的晚餐》中的人数呼应起来,让苏格拉底之死的宗教意义成为这幅画的言外之义,这一点与人们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宗教理解十分吻合,这样认识与这样表达都不是为了颂扬,人们普遍认为“确实如此”。
                当然,大卫《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的直观意涵已经十分丰富十分厚重了,即使我们不去深究这幅画的深远性,让十三人这个数字表现的意义,让这幅画中的人数与《最后的晚餐》的呼应性,让《最后的晚餐》与《苏格拉底之死》之间的互为解释成为一个秘密,也丁点不会减损这幅画的深刻性与启示性。一幅画往往就是如此,画家用象征、比喻、联想、对称等等无形语言着重强调的意涵,最终都会成为秘密,因为画家采用的是一种绘画艺术方式以外的表达,用这些方式表达的意函就成了一幅画的秘密,不过,一些微妙的表达、一些含蓄的暗示一旦被人发现,确实为艺术研究带来突破。这样的先例实不少,探寻画中秘密几乎成为人们必备的一种心理准备,揭秘也就成了人们的一种爱好。大卫所用的十三这个数字,对于以色彩和形象表达其意涵的绘画来说,也是一种无形语言,这一无形的语言,包含在西方文化、西方民俗、西方人文心理、西方经典作品之中,因此,这一语言的意涵远大于形象与色彩。对于大卫来说,无论他的表达技艺多么精湛,他采用的色彩与形象似乎不足以表达他对于苏格拉底之死的全部思想,只有采用一些并不属于绘画的语言,才能够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他对苏格拉底之死的理解,只有用这种隐于无形之中而有点特别的宗教解释,才能表达出苏格拉底之死对于人类的永久意义。
                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完成于1787年,它一问世就引起人们关注,人们的关注从非凡的新古典主义表达技巧,迅速地转移到画的思想内涵上来,深入到技巧以外的部分中去,因此,对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解释最多的也是其思想与内涵。从1787年算起,人们对这幅画的领会与解释也有两百多年了,十三这个数字确实能让人有不断的理解,这个数字也让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成为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的隐喻,哪怕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这个画题,也成了《苏格拉底之死》注解。大卫的这幅画抓住的是苏格拉底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表现,强调的是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他的学生完成一个核心论证,这其实是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赶在自己的生命结束之前,给他的学生和朋友们上完最后一课。
                苏格拉底对于“现在的我们”其最大意义是哲学,对于“当时”的雅典其最大意义其实是教育,从整个古希腊来看,几乎可以说是苏格拉底把一直有待完善的斯巴达式教育,发展成为一种以德为基础,以智为核心,以体魄为支撑,以技能为表达,以更好为目标的十分全面的希腊式教育,当然可以称为苏格拉底式教育。苏格拉底式教育让雅典人不只是一位只有力量、勇气与技能的武士,而是要成为一位坚忍不拔、心怀远大志向的英雄。苏格拉底式教育让雅典大获其益,许多战争以雅典的取胜、以雅典成为希腊联邦的盟主检验了苏格拉底式教育的优越性合理性。而苏格拉底给雅典以及全希腊乃至全人类带来的好处,就是由他的一次次演讲带来。
                苏格拉底“他常常出现在公共场所。早晨去那里散步、锻炼;市场上人多的时候,也总可以看到他;其他时候,只要是人多的地方,他多半也会在那里;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发表演讲,让那些想听的人都可以听到”,14这是苏格拉底两个最著名的学生之一的色诺芬对老师日常生活的一段记录。许多研究者称,与柏拉图不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俨然是西方的孔子,这与色诺芬的身份有关。色诺芬是一位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军事家,一位领兵打仗的将军,久经沙场的军事指挥家。这位因为自己投身斯巴达背叛雅典,而成为他的老师败坏青年罪证的学生,用公正节制的文笔,把一位一直对全希腊负有责任感的老师形象,描绘出来,留给了后世。色诺芬是老师的罪证,甚至是永恒的罪证,但他用一本《回忆苏格拉底》,为他的老师做着永恒的辩护。一直辩护到了现在。
                苏格拉底好像生来就对人类和雅典有一种责任感,走到哪,他就把课堂开到哪。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告诉人们,苏格拉底给小伯里克利上过课,从中获益的伯利克里让雅典辉煌,让雅典称霸希腊众邦。苏格拉底给凯勒丰等民主派领袖上过课,为古希腊民主注入了良性精神,获益的民主派让民主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当今的美国。苏格拉底给将军色诺芬、亚西比德和士兵们上过课,受益的士兵和将军们经常让雅典以少胜多,让雅典不可侵犯。苏格拉底给柏拉图上课,柏拉图又把老师的课讲给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又讲给他的学生们听,传承不息,形成了苏格拉底学派、苏格拉底分支。苏格拉底教导出来的哲学家有柏拉图、斯彪西波、色诺克拉底、阿凯西劳斯、卡尼亚德斯、格拉西亚斯、亚里士多德、安提斯泰尼、第欧根尼、梅尼普斯等等。苏格拉底的哲学,让哲学家和普通人把自己的眼睛从神从自然从科学掉转到人的身上,让“认识你自己”成一句口头禅,让人关注宇宙万物之间的核心关系“伦理关系”。苏格拉底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一直像他们的老师一样,让人们一直想着怎样让灵魂变得更好,让他们老师的哲学成为人类的指路明灯,照亮人们的脚下。
                任何地方都是苏格拉底演讲的课堂,因为任何地方都有需要。在《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只不过是苏格拉底把课堂从其他地方移到了牢房。大卫准确把握了苏格拉底的力量,让我们看到是苏格拉底把监狱变成了课堂,监狱这样的环境对苏格拉底有更多的需要。不过令人无法左右的一种紧迫感是,是一杯毒酒的逼迫,把监狱牢房变成了最后的课堂。
                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中描绘的环境,除了地上的镣铐,以及一道楼梯通向地面显示出半地下室等牢房特征外,室内整洁,拱廊高矗,其神圣性、肃穆感大于囚禁感,这意味苏格拉底的思想无法约束、无法结束。苏格拉底虽然被向他来告别的人环绕,被学生们的痛苦包围,但他在最后论证中显示出的智慧、神圣的责任感 、宽大情怀以及昂扬的意志,和那从牢房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一样,照亮了这里的人,照亮了“牢房”这间最后的课堂。“牢房”这间苏格拉底的最后课堂,从此以后让所有课堂有了冲破约束与禁忌的精神,课堂也成为打破禁忌的象征与标志。在《苏格拉底之死》中,大卫从窗外调集来一束已经不属于这位死刑犯的阳光,让过去曾经属于他的阳光照亮这位死刑犯,但真正让这幅画中的苏格拉底亮起来的,还是大卫的敬仰之笔给予他指向上苍的姿态,以及激昂的精神,让苏格拉底自身在这幅画中辉煌起来,大卫从牢房外调集过来的阳光,就成了苏格拉底精神的陪伴,成了苏格拉底思想的比喻。苏格拉底即将死去,阳光不再属于他,但阳光仍然属于活着的人们,在大卫的画笔下,不死的阳光成了苏格拉底精神的比喻并与活着的人们相伴,给后世活着的众人带来温暖与光明。
                牢房被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改造了,改造成为一间教室,大卫的画笔完全服从苏格拉底的言行举止对牢房的改造。有关《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其内在部分的根据是苏格拉底的哲学精神,外在部分则是大卫按照柏拉图的《斐多篇》《申辩篇》以及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等著作来构思来创作,画中一些人物情态几乎全都来自苏格拉底学生们的著作。“说这些的时候,他端起酒杯,然后镇静、轻松地一饮而尽。此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能控制自己的眼泪,但看到他喝下毒药的时候,我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所以,我蒙住我的脸”。15苏格拉底左侧那个低下头蒙住脸的就是斐多,大卫在描绘最后一课中学生的痛苦时,其根据就是柏拉图的《斐多篇》。“阿波罗多洛的哭泣一直没停,而此刻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使屋里的每个人更加悲痛欲绝,只有苏格拉底除外”。16大卫在描绘阿波罗多洛承受不住巨大悲痛后的表现,也是根据柏拉图的《斐多篇》。巨大的悲伤把另一位穿绿色衣袍的学生推得离他的老师稍远一些,他站在拱门下,双手拍墙而泣,高举的双手,既是为老师祈祷,也有悲痛到了极点后对上天的指责。当年我读完《斐多篇》的最后一页时,眼泪也禁不住沁了出来,待到写这篇文章,面对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再次翻至《斐多篇》最后一页时,也禁不住鼻子发酸,心中哽了一小会。关于这间牢房的具体布局,苏格拉底的学生们在著作中提到过但少有具体的描述。而经验中的牢房一般都是阴森恐怖,悚然死寂,除了偶尔响起镣铐的声音外,就没有其他声音了。在被安排的安静中,死亡扼住了声音,死寂开始慢慢地绞杀所剩无几的希望与生机。但是,苏格拉底的牢房里每天都有探望的学生朋友和雅典公民,苏格拉底的卧榻前总是环绕着聚精汇神的听众。苏格拉底改造了牢房,他的精神让这间牢房像教室一样亮堂起来,让本来只有绝望的牢房充满了希望。大卫创作这幅画时,对牢房的安排,放弃了历史记述或者是哲学著作,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机会,让他摆脱柏拉图等哲学家的著作,而直接从苏格拉底身上感受苏格拉底的精神力量。这样的表达泄露了大卫的感受,一间牢房容纳不下苏格拉底的死亡,一间牢房也容纳不下这位将死者的精神与光辉,一间牢房当然关不住这位哲学家的精神与思想。牢房意味着终结,教室则是开放、延续、传承与永远,因此,大卫笔下的牢房成了课堂。即使对苏格拉底的牢房有具体的描述,大卫也有可能摆脱那些文字,在这位画家心目中,有一间最适合这位哲学家的牢房,有一个最适合这位因不敬神而获得罪名进而获得死亡的哲学家的环境。自从他意识到苏格拉底之死是人类社会一个不死的启示后,他对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理解与吸收才派上了用场,他把苏格拉底牢房画得如同教堂一般拥有高大的拱型廊道。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全部方型结构中,耶稣的背后有一处拱型结构,这暗示耶稣即将进入天堂。教堂的穹顶、拱型门窗以及拱型廊道,是天庭的人间写照,除了这一种形式意味,其真理般的神圣与肃穆是教堂的真正内核。拥有了这种内核,教堂才能真正成为人的神在人类启迪人教育人纯化人的课堂,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融会了这两种元素,把苏格拉底最后的课堂,与神在人间的课堂——教堂进行关联,在屏蔽可能的亵神因素之后——大卫没有直接用《最后的晚餐》中的环境格局来容纳苏格拉底之死,表明苏格拉底讲完最后一课的最后课堂拥有教堂的性质。教堂是神的课堂,这个课堂激活了人对好的需要,大卫的这幅画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也将永远陪伴人向好的需要。
                大卫的画笔,把牢房总结成为一种类别事物的代名词,人类任何缺少知识与智慧的地方,都是牢房,但又不止这样,因此得补充上这样的理解,任何缺少苏格拉底的声音的地方都是牢房。摇脱牢房的滞锢,就得聆听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
                比较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充满了声音。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众使徒有的使用眼神,有的运用表面,有的做着感到诧异之后的动作,有的在交头接耳,极为不平静,但仍然显得肃穆宁静。《最后的晚餐》之所以是寂静的,是因为死亡只属于一个人,而福音属于大家,何况死亡并不属于神,神的死亡并不能引发悲痛的声音,稍微一点儿声音就将破坏一个神圣的秘密,即耶稣复活,神的憧憬与安排不容声音干扰,一种必然性也不容任何声音来揭示。而大卫这幅画中苏格拉底之死,没有耶稣之死的那种间接性,苏格拉底之死是真实的死亡,不完全属于一个人,是一种道德、信仰历经正义考验之后的悲惨结局,这样的死亡不以暗示的方式作用于人类,《苏格拉底之死》中拥有众多的声音,表明这位哲家的死亡与人类的直接关系。确实,苏格拉底最后一课讲的都是有关所有人的事,而不是这位死者一个人的事。
                神启与未来对应,未来还没有到来就被真理收留,神迹、神启、神示、神谕在感应与灾难中才能应证,这个过程中需要猜测、推理、判断,但并不能保证准确。不过,苏格拉底的声音大都针对现实最迫切的需要。《苏格拉底之死》既是描绘一位哲学家的最后一课,其动作上当然有声音,人物情态、姿势中有声音,图形中也必然充满声音,哪怕是这幅画中的色彩,也饱含声音。那么,这幅画里,在色彩和形象之间来回激荡的是什么声音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得知道苏格拉底最后一课讲了些什么?
                 
                              最后一课讲的不是死亡
                 
                哲学史上苏格拉底是一个标志,之前的哲学称为苏格拉底前派,哲学家们从宇宙景象获得启发,被称为自然哲学。面对只关心自然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我的朋友可不是城外的一棵树!他认为认识人比认识大自然更为重要,因此他提出“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成为哲学上的第一句口头禅,从此,哲学目光一下子从大自然聚焦到人身上。苏格拉底开创的伦理哲学,建立了人与万物的伦理关系。他在最后一课中说,“那些关心他们自己的灵魂、不愿为了侍奉他们的肉体而活着的人,会把所有这些事情都打发掉。他们不会像那些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一样,在与他们相同的道路上行走,而是相信任何与哲学和与他们的拯救和涤罪相反的事情都不能做,他们转向这条道路,追随哲学的指引”,17哲学劝告灵魂要尽量撤离感官,让灵魂变得更好。许多人认为,苏格拉底在最后一课中讨论的是灵魂问题,其实,苏格拉底论证灵魂的有无,论证灵魂的不灭,不是最后一课的核心问题。论证灵魂不灭,是他一贯的怎样“让灵魂变得更好”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在大卫描绘的最后一课中,他确实费了许多口舌,让听他最后一课的学生和朋友,包括那个将毒酒递给他的监刑官也相信,灵魂可以变得更好,灵魂有必要变得更好,只有让灵魂变得更好,灵魂才值得不灭。这是一个人类型且带有未来性的难题,一个哲学家一辈子未必能将一个课题论证完整,大卫深深感觉到了苏格拉底最后时刻的紧迫,因此在《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他调集苏格拉底的身形、动作、手势、表情、激情,来帮助这位手已经伸向那杯毒酒的哲学家完成他最后的论证,因此,我们看这幅画时,总能感觉到苏格拉底的急切心情扑面而来。在一般时候,他的学生都十分聪慧敏锐,在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他们学生显得僵滞。要是在平常时候,要是苏格拉底手边没有那杯毒酒,他的学生们也不至于这么木讷,一切因为他手边的那杯毒酒,让他的学生们受到了痛苦的干扰而要比平明迟钝许多,这让上最后一课的老师有点着急。大卫在他的画中,把那杯毒酒置于高光之下,成为画中人物和画外人物(角色化了的看画人)受到干扰的源头,它从苏格拉底的讲授和举起的那只手那里夺走了不少目光、注意力和感情。大卫在这幅画中,让苏格拉底比平时幅度大的动作尽可能多的集合学生的目光和心情,但是画面中心的那杯毒酒仍然在不断的干扰着学生们的感情。对于苏格拉底在最后一课中表现出来急切心情,大卫在此画中表达得令人触目可染而又心生暗痛。
                我们试着为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改一个画题,或者干脆就叫《人类最后一课》,在最后一课中,苏格拉底论证的就是如何让灵魂变得更好。在法庭申辩的最后,苏格拉底就向雅典市民做了告别,“我们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好,只有神知道!”18 “当苏格拉底的肚子变凉的时候,苏格拉底揭开原先蒙上的盖头,说了他最后一句话:‘克里托,我们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要用公鸡向他献祭,千万别忘了’”。19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医神,病人一般都会用公鸡向他献祭,苏格拉底认为死亡是对生命中的疾病的医治。此前,苏格拉底接过监刑官递给他的毒酒,向监刑官请求,“我倒一点儿奠神,你看怎么样?我这样做允许吗?”但是监刑官说,“我们只准备了够用的!” 20意思就是只够毒死一个人的量。监狱方面准备的毒酒的量恰好够毒死苏格拉底,即使倒一点儿祭神,也就不够毒死一个人子。苏格拉底在喝下毒酒时没能祭神,这是欠了神的债,喝下毒酒后他突然记起来自己还欠神的一次献祭,他不能因为自己去死而欠神的债,因此嘱托他的好友克里托,别忘了替他向神还债。
                苏格拉底的这最后一句话是喝下毒酒后躺在卧榻上说的,虽然苏格拉底早就无意于申辩,但这最后一课中的最后一句话,却让活着的或者是活过的人都觉得是对法庭判他不敬神这一罪名的有力驳斥。同时说明,即使去死,他也要还上对神欠下的债而让灵魂保持变好。在苏格拉底七十年的生涯中,他为人们讲课不下万次,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竟然是在牢房里。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本来应该是在七十岁之后,或者是八十岁之后,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最后一课提前到来;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节课本来应该由一次疾病来安排,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却是由一次审判来决定,由一杯毒酒终结了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
                 
                最后意味带来的并非悲怆而是热爱
                 
                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有一些无法忽略无法忍受的“最后”意味,就像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一样,其最后特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意义。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的基督耶稣后来复活了,但大卫画中的苏拉拉底不能复活,因此,《苏格拉底之死》中的最后意味似乎更有一种空前绝后的意义——“最后”总是带有深奥而神秘的决断性,空前绝后总会带来启示。世界上发生过许多“最后事件”,人们也爱用最后来命名一些事件,就是因为“最后”具有警示性,具有唤醒力。1871年,普法战争以法国惨败,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而告终,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主权归普鲁士所有,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描写一位爱国教师给即将成为普鲁士人的法国学生上最后一堂法语课,“最后感”让学生们一下子感觉到了法文的美丽,并产生了极大的留念与热爱。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描绘的是公元30年的一个最后情景。伯利恒这个地方位于现在的巴勒斯坦的中部,这里是耶稣诞生地,三十三岁时,为了全人类的罪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上说,他必要在世界穷尽的审判之日在光荣中降临,建立荣耀的天国,给善带来最后的胜利。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就是善获得最后胜利的转折,看起来“最后”是耶稣向死,其实“最后”是善获得胜利的“最初”。最后事件中的决断性肯定而又积极,决定善从此获得胜利,全新的初始性决定善由最后转向最初最新,转向全面胜利。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最后”包含着更替性,包含着复苏与开始。
                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描绘的“最后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99年,是早于耶稣的“最后事件”,是人类第一起“最后事件”。大卫在创作《苏格拉底之死》时,无疑从《圣经》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获得了许多启示,不同于达·芬奇的只是他在创作中加入了世俗的悲伤情绪,增加了人间感,但主旨上并不强调对悲痛的赞扬,反而是全力强调那位受死者的信仰与信念。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只借助耶稣的“你们中的某人将出卖我”这一句话,告诉门徒们危机即将出现,也没有道明危机的真正来源和涉及的真实范围,更没有让耶稣直接把他的信念告诉在场的使徒。而大卫则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让那个遭遇人类第一起最后事件的受害者,通过最后一课,直接把苏格拉底对正义的信仰告诉他的学生和朋友,极力淡化《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陷入单一宗教意味的可能性,以世俗化的元素强化这幅画的针对性,以及对于大卫那个时代的真实意义。
                从历史事实、物质意义以及这一最后事件的悲怆性启示性来看,苏格拉底不可能复活,因此,大卫将他的这幅画定位在“之死”之上,从物质角度看“之死”是一种绝对的“最后”,但是在创作中,大卫极力保障看到这幅画的人能够回避死亡造成的悲伤,回避死亡直接过度到悲痛这一情感逻辑的引导。要给人们提供可以回避悲伤的力量,大卫在创作中借用了苏格拉底的逻辑方式。《苏格拉底之死》的旨归不在悲怆性,其悲怆性被大卫假设为人们可能忽略苏格拉底之死的启示性,或者假设这幅画对后来的人们没有启迪意义,那么这幅画只能让人们陷入痛苦,《苏格拉底之死》到痛苦为止,即《苏格拉底之死》完全不能启示于人,这就是这幅画令人只感到悲痛的全部原因——这是大卫在这幅画中的假设之一。在这幅画中设置众多假设,完全是大卫担心人们淡忘或者曲解《苏格拉底之死》,而真正沉沦于世俗情绪,陷入悲痛之渊而不可自拔,因此,这些假设其实是一种隐晦的人情慰籍,和严明的逻辑规划,目的是让人在最后有力量规避情感的牵引,超越悲伤而直接走向这幅画铺设的哲学之途。当然,大卫也不完全杜绝有人在《苏格拉底之死》的情感层面做短暂的逗留。
                 
                        每个人都有必要眼睁睁地看苏格拉底死一次
                 
                苏格拉底不同意赞美,但在我看来,苏格拉底几乎可以与神比肩,除了神我们世俗之人没有更高的标准了。不过,对于苏格拉底,神这个标准又过于虚化了,如果要向更高处理解这位哲学家,理解后来之事,苏格拉底就是标准。大卫当然了解苏格拉底拒绝任何赞美,他在《苏格拉底之死》中没有利用想象力操纵奇迹,也没有在画中种植一些复活之类的神迹,而是让人们直接面对苏格拉底的死亡造成的精神断崖。面对这幅画的人虽然眼睁睁地看着或者亲历一次苏格拉底之死,但又完全不会感到前途无路可走,进入这幅画中的人,同样不会被苏格拉底的学生们的痛苦制造的悬崖挡住去途,或者他的学生虽然悲痛欲绝,但他们的悲痛并没有为进入这幅画的人制造情感悬崖,任何一个人只要能进入到这幅画之中,都不可能只是“感受到悲伤为止”。一旦一个人进入《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之中,每个人都要眼睁睁地看着苏格拉底在自己的眼前死一次。而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不似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苏格拉底不会只死一次,那么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不断重复死亡,死亡的只是人们的悲伤,死亡的只是令人感到悲伤的损害正义的社会行为。这已经不是苏格拉底之死了!
                面对一个死者,人们的情感不止到悲伤为止,这是因为这个人的伟大占领了我们的崇敬心理,这是因为具有崇敬心理的人同时具有历史意识,这是父辈的说教或者教科书肯定性诱引固定了我们的认知。但是,一幅画不是教科书,一个画家哪怕像大卫这样伟大的画家,也无法利用人的历史意识而让一个看画的人轻易地就被夸张的传奇所俘虏,何况任何一个人的文化经验与审美意识,也不是画家轻易就可以利用的最好条件,一个人对一个最后事件的相关知识,也不是画家最好的利用内容。假设这些因素会同这幅画中的悲伤气氛构成一道断崖,而一个人进入这画中的不仅只有目光、感受,而且还有思考,而这幅画在极为深邃的去处还有一条路径等待人迈开思考的步伐,能让人如此探寻下去,要么《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画的根本就不是苏格拉底之死!要么这幅画画的正是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而且幅画可以解决。
                 
                最毒的酒滋润最好的哲学
                 
                一杯毒酒的坏作用仅限入肉体,除此它不能伤害肉体以外的任何事物。一杯毒酒的好价值在于激活人类思考。一杯毒酒让哲学枝繁叶茂。当然,即使这样,我们也不期待毒酒总是凌驾于哲学之上,也不期待毒酒总是陪伴哲学之左。
                无论是从对于人类发展的整体意义,还是从哲学的学术意义来看,苏格拉底的“教育”(取其方式的正确性)与“哲学”(取其对正义的信仰),在他死后的意义要大于生前的价值,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对这一判断的检验一直是肯定大于疑惑。在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假设苏格拉底的教育与哲学随着那杯毒酒一起死亡,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无时无刻不在体现苏格拉底的教育与哲学发挥的作用,那么,《苏格拉底之死》之后几乎就是无间隙的连续复活。苏格拉底死的是肉体,以肉体的死成活精神,以其死的行为意义,让其思想得到成活。中国战国时期楚国思想家屈原也有如此伟大的行为,从时间上来看,屈原的伟大行为与苏格拉底十分接近,屈原之死人们理解为爱国,其实屈原之死比爱国更伟大的意义是醒世,不论是否如愿,屈原满足的是楚国苏醒的需要,苏格拉底满足的是雅典正义复苏、民主健康的需要。
                从精神层面来看,苏格拉底的思想在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许多著作复活了,另一位学生色诺芬让自己老师的思想在他的《回忆苏格拉底》这本书中复活了。许多人一直在接受苏格拉底思想复活,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一直致力于伦理哲学,并著有《尼各马可伦理学》。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根据柏拉图等人的著作而创作,如果苏格拉底的学生著书立说是在接受老师思想复苏,那么大卫创作这幅画也包含相同的意义,只不过苏格拉底的精神复苏从哲学、戏剧,由大卫发展到艺术领域。这也揭示了《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隐含的一个秘密。
                “我想,柏拉图当时病了”,《斐多篇》中的这句话告诉人们,苏格拉底在上最后一课时,柏拉图这位学生因病没能来听课,可是大卫在创作《苏格拉底之死》时,不顾事实而把柏拉图画进了这幅画中,让柏拉图背对着苏格拉底,低着头坐在苏格拉底卧榻的左端(资中筠译著中称为床脚)。大卫描绘的是柏拉图看到老师喝下毒酒的样子,从地上的卷纸来看,大卫把这位当时不在场的学生描绘成苏格拉底最后一课的记录人。柏拉图在审判老师的法庭上出现过。“提帕里阿斯人伊乌斯托斯在其《花冠》一书中说,审判正在进行时,柏拉图登上审判台替老师辩护,刚开始说‘雅典人啊,在登上这个台子的所有人中,虽然我是最年轻的一个……’,法官们就大声叫喊:‘下去!下去!’”21法庭上柏拉图没有完成替老师辩护,因为他太年轻,只有二十九岁。可是,大卫不仅在画中画出不在场的柏拉图,而且还把他描绘成一位老者,在大卫看来,苏格拉底的教育与思想,之所以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消逝,完全是因为柏拉图这位学生,他发挥了比那些出现在最后一课中的其他人还要大的作用。病痛把柏拉图驱逐出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病”成为这幅画中最神秘的隐喻,就像当天陪审团成员把柏拉图哄下辩护席这种病态表现一样。不过,病并不能阻止这位学生对老师的信仰持有更坚定的信念,他终其一生,以自身的生命接受苏格拉底的精神复活,终其一生用著书立说陈述老师的对话,用毕生精力,像他老师一样在各个场合阐释老师的哲学观念,终其一生,解释他的老师对正义的信仰。这是大卫把不在场的柏拉图画成一位老者的原因。同时也表达出大卫的个人感慨,苏格拉底对正义的信仰,苏格拉底信仰的正义,苏格拉底的精神与哲学,值得每个人终其一生来信仰来传播。
                在《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柏拉图所在的位置,并不能表现出一位忠诚的学生在最后一课中恰如其分位置,更不能表现出他与老师最亲近,他只是坐在卧榻一端,显然离苏格拉底略略嫌远,但柏拉图手中有一支笔,地上有记满苏格拉底语言的卷纸,他像在所有苏格拉底演讲场合一样,众人都在听着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只有他一边仔细地听着、记录着,一边认真地思考。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传承与阐释基于对老师的思想的理解,基于对老师的信仰的理解。大卫在画这幅画时,把不在场的柏拉图画进画中,表示自己对苏格拉底的思想和信仰的理解来自于柏拉图,并且也像柏拉图一样有着深刻的理解,对苏格拉底的信仰,同样也像柏拉图一样十分需要,不仅大卫个人,整个人类也十分需要。有关这一点,大卫在这幅画中的签名,对我们如此理解大卫是很好的证明。研究大卫绘画的艺术理论家称,大卫在画上的签名一般而言都具有鲜明的象征性,《苏格拉底之死》上的签名也不例外。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中有两处签名,一处以全名L·DAVID签在克里托所坐石凳上,一处以路易·大卫的首字母L·D签在柏拉图自己坐的石凳上。把名字签在柏拉图的坐凳上,表明他的这幅《苏格拉底之死》从灵感到内容以及其意义,全来自柏拉图的著作以及对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敬重。大卫个人情感上有许多画外之意似乎一次签名无法完全表达出来,因此,就有了第二次签名。而克里托是苏格拉底的最亲切的伙伴,也是最理解苏格拉底信仰的好朋友,苏格拉底死前对神所欠的一次债,也拜托克里托帮他来还。大卫在画中第二次签名签在克里托的石凳上,这个签名的灵感与意图在极大的遗憾心情中产生,表达了大卫有点生不同时的遗憾,恨不与君同时生而无法做他的好友或者学生,因此,大卫在刻画克里托和在签名的时候,有自己取代克里托的情感倾向。大卫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只有三十八岁,是一个年轻人。比照大卫的几幅自画像,《苏格拉底之死》中的克里托,是大卫根据自己的面貌特征,描绘出自己的老年形象,并用自己的老年形象,代替了苏格拉底的这位最好伙伴克里托。这种在作品中安插进自己的表达方式也不少见,拉斐尔画《雅典学院》时,就用一个自己熟悉也钦佩的哲学家,代表另外一位更古远的哲学家,或者用一个哲学家的形象套叠在另一个哲学家的名字下面,把一位思想家的形象和另一位古代哲学家的标志性行为特征综合描绘在一个形象中。《雅典学院》中被人簇拥在中间的柏拉图以达·芬奇为原形,一只手指天,又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牢房里讲最后一课的最典型的动作,柏拉图身边的亚里士多德则以米开朗基罗为创作原型,表达了艺术家的双重致敬,同时也解决了空间有限性这一问题。大卫更进了一步,直接用自己的可能的老年特征来描绘、代替克里托这一人物,弥补了生不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遗恨,也表达了要像克里托一样崇敬苏格拉底的信念。的确,在克里托的身边签上全名,确实有“这就是路易·大卫”的意思。这个签名拉近了十八世纪的画家大卫与公元前的苏格拉底的心灵关系,当然,画家也暗自承担起一份责任,并表达了这样一份决心,要像柏拉图和克里托一样,维护这位精神导师的哲学中的正义精神,并致力于让苏格拉底的信仰作用于每个时代。大卫画这幅《苏格拉底之死》,与柏拉图写《申辩篇》、《克里托篇》、《斐多篇》、《理想国》的意愿与使命一致。
                 
                苏格拉底之死的真实原因
                 
                《苏格拉底之死》中的“之死”二字,被路易·大卫表达得不完全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局,其画对死亡原因的揭示意味要远远大于一场死亡。大卫当然知道,只有通过或者揭示出苏格拉底之死的真实原因,他的这幅作品对于社会所需要的真实意义才得以完善。
                苏格拉底之死既然另有真实原因,那么之死肯定就不是因为那两项罪名了,既然那两项罪名不是苏格拉底之死的真实原因,必然就有一定的有利条件诱惑苏格拉底重新做出选择。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确实证实了这一点。“如果你们对我说,‘苏格拉底,我们现在不相信阿尼图斯,我们判你无罪,但有一个条件,你不能再花时间进行这种考察,不能再爱知,要是被我们知道你仍旧这样做,那么你必死无疑’”。22这一条件是要苏格拉底放弃哲学,但是苏格拉底对人的责任感让这一条件成为不可能。人不是最坏的,也不是最好的,但很容易坠落成为最坏的,因此苏格拉底提出要不断的认识自己。苏格拉底的责任就是通过哲学让人让灵魂变得更好,苏格拉底一直致力于讨论怎样摆脱肉体和欲望的控制,让人让灵魂变得更好,他考察雅典那些智者,最终目的不为了证明他们有多么愚蠢,而是要让他们认识到每个人有专长也有短缺,只有知道这一点,才会让自己不断变好,才可能成为智者。而雅典的智者们为了自己的荣誉与自尊,让苏格拉底放弃考察,这无疑于让他放弃哲学,放弃爱知,放弃对好的信仰。不过,苏格拉底断然拒绝了,“雅典人,我向你们致敬,我爱你们,但我宁愿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还能做事,我就决不会停止爱知,我要用习惯的方式激励你们”,23让你们追求智慧和真理,让你们的灵魂变得更好。看得出苏格拉底没有放弃哲学而服从生,而是选择服从死。
                第二个可以不死的条件是放弃哲学而选择流亡,苏格拉底的学生中也不乏其人如此劝他。但是,苏格拉底却说,“神把我指派给这个城邦,这个城邦就像一匹高贵的骏马,因为身形巨大而行动迟缓,需 要一只牛虻来刺激它”。24这个城邦的人也一直沉浸在昏睡中,需要有人让他们清醒,苏格拉底的条件是,“除非神眷顾你们,另外指派一个人到你们中间来”,苏格拉底要求这另外一个人当然也是一只哲学牛虻。可是,神和雅典人没办法满足他的要求,而神指派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他再次放弃服从生。这一次是贯彻一生的责任感让他放弃了生。
                第三个可以不死的条件随之而来。按照雅典城邦法律,被告可以选择交付陪审团能够接受的罚金而获得释放。苏格拉底教学生从来不收学费,平时衣衫只能遮体,在铺满砂石的路上,人们看到匆匆赶路的苏格拉底大都是光着脚,这一点,朋友们调侃说苏格拉底与皮革匠有仇,苏格拉底可能交不起任何数目的罚金。“雅典人,柏拉图在这里,还在克里托、克里托布卢、阿波罗多洛,他们要我提议罚30明那,他们作担保。那么好吧,我就提这些了,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为这笔罚款担保”。25在苏格拉底那个年代,一名雇工工作一天的标准工钱为1德拉克玛,1明那合100德拉克玛,苏格拉底肯出30明那的罚金,对于苏格拉底来说,那也是相当大一笔钱,这笔罚金还得学生们帮他凑齐。
                第欧根尼·拉尔修说苏格拉底其实只肯出25德拉克玛罚金,“当法官们正在考虑给他什么样的惩罚或应当罚他多少款时,他提议支付25德拉克玛,因为欧布里德斯说他同意支付100德拉克玛。由于这一提议引起了法官们的起哄,他说:‘基于我对问题的仔细讨论,我是按照用于主席厅公餐的开销来估价对我的惩罚的’”。26而且苏格拉底还强调是仔细考虑过后才同意出这笔罚金的,他采纳的参照是“主席厅公务餐费”,这个数字以及他的这种语气,确实让法官们十分不愉快。
                朋友和学生们好不容易让苏格拉底同意交罚金了,却没能让陪审团满意。不仅不满意,而且还十分愤怒,陪审团认为苏格拉底故意轻估自己的罪过,以轻估罪过来藐视法庭蔑视雅典神圣的法律。因为,苏格拉底只肯交的那这个罚金数额,只相当于雅典政府活动的公务餐费。苏格拉底所说的主席厅是雅典城市的公共建筑,用来供奉希腊灶神赫斯提娅。雅典主席团一般会在这个厅里设宴招待外国使节、做出成绩的雅典公民以及为城邦战死英雄的儿子。雅典一些自以为智慧的人最怕苏格拉底瞧不起,怕瞧不起的人在五百人的陪审团中有不少,苏格拉底只肯出这个数的罚金,他们认为分明是在藐视他们。但是他们不这么说,而是说苏格拉底是在藐视法庭,五百人陪审团这么一转嫁,这么一引导,没想到这笔罚金激起了众怒,“后来,通过了对他的死刑判决,还新增了80票。他被投进了监狱。”27苏格拉底第三次选择服从死。
                即使如此,苏格拉底的可生之路在他人看来也没有完全关闭。下在看一段苏格拉底和克里托的对话。
                “……
                苏格拉底:为什么这早,克里托?时候已经不早了?
                克里托:还很早。
                苏格拉底:有多早?
                克里托:就快要天亮了。
                苏格拉底:真奇怪,狱卒还能听你的。
                克里托:他现在对我相当友好,苏格拉底。我常来,还塞了一些东西给他。
                苏格拉底:你刚到,还是来了有一会儿了?
                克里托:有一会儿了。
                苏格拉底:那你为什么不早叫醒我,而是安静地坐在这里?
                克里托:我不敢,苏格拉底,宙斯在上,我只希望自己不会失眠和感到沮丧。看到你睡得那么香,我真感到惊讶。我故意不叫醒你,好让你尽量过得舒服一些,我以前经常认为你的生活方式是幸福的,现在你虽然大祸临头,却仍旧能够镇定自若,泰然处之。
                苏格拉底:克里托,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还要抱怨我必死的事实,那就太不像话了。”28
                克里托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苏格拉底,天还没有亮就跑到牢房,看到苏格拉底睡得正香,完全不像一个大祸临头的人那样焦虑得彻夜难眠,这让克里托感到震惊而心生敬意。苏格拉底如此淡定,完全是因为他对死亡的理解与别人不同。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本来第二天就要执行,恰巧碰到雅典一年一度派船前往阿波罗的出生地德洛斯祭拜这位光明神。按照雅典法律,这艘神圣的船只返回雅典之前,不能处死任何囚犯,苏格拉底受审之时,祭祀圣船就已经出发,不知什么原因,这一次祭祀圣船比往年回来得要晚一些,因此,雅典人普遍认为光明神正义神阿波罗让苏格拉底多活了一个多月,让苏格拉底多传播一些人类急需要的真理。本来就无畏生死的苏格拉底,意外地多活了一些时间,他认为自己不应该享受这样的馈赠。克里托一大早就来到牢房,是因为祭祀圣船明天就要回到雅典,圣船回到雅典之日,就是苏格拉底被执行死刑之时,而克里托有一个十分缜密的计划可以让苏格拉底从监狱逃脱,克里托一大早就跑到监狱,就是来告诉他逼近的死讯以及这个营救计划。克里托说,“别再担心了。为了把你从这里弄出去,那些人索要的钱不算多。还有,你难道不知道那些告密者很容易收买吗,要搞定他们花不了多少钱。我的钱随时可用,我想足够了。还有一些外邦人在这里提供帮助。他们中有一位底比斯人西米亚斯,专门为此而来,带了足够的钱。克贝也这样,还有其他许多人。”29可是苏格拉底却反问克里托:“你认为自己有权报复你的国家和法律吗?”“去帖撒利投靠克里托的朋友?那里的人无疑会乐意听你讲自己如何荒唐地化装逃跑,如何披上羊皮袄,或者穿上其他逃跑者常用的行头,以此改变形象。那难道不会有人说,你这个人,活不了多久,竟会如此贪生怕死,乃至于违反最重要的法律?”30苏格拉底告诉克里托,判他死刑,法律没有错,法庭审判程序没有错,要说有错,是利用法律判他死刑的人错了。但是,人也不能以恶制恶,人应该不计代价维护法律的有效性,一位城邦公民要不计牺牲维护正义。如果越狱逃跑,就是对法律的挑战与对正义的践踏,其结果将会使整个社会制度变得无效变得毫无意义。为了正义 ,苏格拉底第四次服从了死亡。
                苏格拉底可生的机会绝不止四次。“雅典人,我很难赢得这场官司,其原因不是缺乏言辞,而是缺乏厚颜无耻和懦弱,不肯对你们说那些你们喜欢听的话。我不会痛哭流涕,摇尾乞怜,不做也不说那些不合自己品行的话。而你们习惯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这种话。我不认为面临危险就可以做任何卑贱的事,我对我的申辩方式并不后悔。我宁可做了这样的申辩以后去死,也不愿活着再去做其他申辩”。31不顾正义与法律的尊严,只要说一些陪审员们爱听的软话,就会让苏格拉底有无数生的机会,可是,牺牲正义与自己品行的代价,让他放弃了聪明的懦弱,因为,活着的人还需要正义。可是,仅一个人的非正义行为就足以毁灭正义。这是苏格拉底放弃求生的原因。
                有关苏格拉底之死的文字陈述相当丰富,但是不足以满足大卫《苏格拉底之死》“之死”二字对真正的死亡原因的揭示。苏格拉底的申辩类语言,柏拉图对老师言行的纪录性语言,不仅仅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涉及到哲学,这些语言已经成为一种具有诗性品质的语言。诗性语言不以固态方式让情感和思考僵死,叙述死亡的诗性语言指向远方的人们的需要,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之中,借助诗性表达,解除形象、符号本身具有的固态性,让光线吸足了画家的感情与思考而后融入色彩深处,烘托出来的不再是固态的符号,服务的不再是稳定的形象,而是彻底服务甚至摧生流动变幻的思考。
                要理解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之死”二字的揭示性,以及究竟揭示了什么,确实需要人们了解苏格拉底的哲学与言行,不过还好,只要是能够被这幅画打动的人,基本上都不缺少这类知识,也不缺少理解这幅画所需要的对苏格拉底的敬仰,因为,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在牢房结束,在监狱之外却是正在开始。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恰恰是人类第一课刚刚开始,这最后一课并没有因为苏格拉底的死而结束。大卫让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永不结束,让最后一课成为人类永恒的第一课,确实采用了与其他画家完全不同的表达。
                 
                艺术不应该利用死亡与悲伤
                 
                苏格拉底之死很早就进入艺术界,但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思考直到大卫才从哲学界跨入艺术领域。1650年,法国画家夏尔-阿方斯·迪弗雷努瓦早大卫130多年就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插图:法国 夏尔-阿方斯·迪弗雷努瓦《苏格拉底之死》1650年 佛罗伦萨 帕拉蒂画廊)。意大利画家根伯提诺·西格纳诺利1759年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画中苏格拉底已死,周围环绕着陷入悲痛和哭号中的弟子和朋友们。(插图:意大利 根伯提诺·西格纳诺利《苏格拉底之死》 1759年,布达佩斯美术博物馆)。1760年,艾蒂安·德·拉瓦莱-普桑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1762年,法国画家雅克·菲利普·约瑟夫·德·圣康坦也创作了一幅《苏格拉底之死》,描绘的是苏格拉底服下毒酒之后的痛苦状态,和学生们惊恐万分的情形。(插图:法国 雅克·菲利普·约瑟夫·德·圣康坦 《苏格拉底之死》1762年,巴黎国家美术馆),比大卫晚的许多画家也画过功苏格拉底之死。法国画家弗朗索瓦-路易-约瑟夫·华托于1870年创作了一幅《苏格拉底之死》。1872年,苏格拉底之死引起了欧洲以外的艺术家的注意,秘鲁画家丹尼尔·埃尔南德斯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法国一位在美术大赛中击败过包括大卫在内的众多高手,早于大卫成名的画家让-弗朗索瓦·皮埃尔·佩龙,也创作有一幅《苏格拉底之死》。佩龙到罗马游学几年后回到巴黎,发现大卫和他同年创作的《苏格拉底之死》获得的声誉远远高于自己,心中十分不服的佩龙于1788年又创作了一幅同题画,不到三年,一直想超越大卫的佩龙于1790年又创作了一幅《苏格拉底之死》。(法国 让-弗朗索瓦·皮埃尔·佩龙《苏格拉底之死》1790年),有评论家说,我看佩龙1790年创作的《苏格拉底之死》,就像是他1787年的那幅画印反了,很有些不明所以。而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评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一画时说,“当1878年这幅画在沙龙里展出时,立即被公认为是以苏格拉底之死为题材的画中的极品。乔舒亚·雷诺兹爵士认为‘这是自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和拉斐尔的罗马教皇居室壁画以来最精美、最令人仰慕的艺术成就。这幅画足以让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感到荣耀’”。32有关苏格拉底之死,佩龙画了三幅,也没有人认为是这一题材的极品,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画家画过《苏格拉底之死》,而且还早于大卫,也没有被人认为是极品,这其中肯定有探讨的必要。
                佩龙、普桑等画家的《苏格拉底之死》,有的描绘的是苏格拉底端着一杯毒酒向众人告别,有的描绘苏格拉底正喝下毒药,有的描绘的是苏格拉底喝下毒酒后难忍痛苦的状态,有的则直接描绘苏格拉底已经被毒死,也有不少作品把表达重心放在学生和朋友看到苏格拉底喝下毒酒或是被毒死后的痛苦上,悲伤的气氛,大于悲伤的实质。另外,有些画家把苏格拉底当作英雄来描绘,有些则把他当作圣人来刻画来颂扬。与这类表达大不同的是,大卫在他的《苏格拉底之死》中,虽然也有痛苦的学生和朋友环绕苏格拉底的景象,但处于画中心的苏格拉底一直十分昂扬,始终不被他人的痛苦所打扰,苏格拉底也实在没有时间用来痛苦,而是抓紧一切时间论述完他最后的论证——怎样让灵魂变得更好。大卫如此刻画,就比佩龙1790年刻画的英雄般的苏格拉底多了些与人们之间的血肉联系,这让凡是能看到大卫这幅画人,无论你与苏格拉底距离多远,都会感到这画中的死亡与自己有关,甚至是千丝万缕的联系。
                许多画家极力表达出苏格拉底的精神形象时,反而让苏格拉底的精神抽象起来了。大卫在他的画中,刻画的是一位永远忙碌永远有紧迫感永远是时间不够用的苏格拉底,尤其是在大卫描绘他一边一刻不停地讲着,一边伸手去拿那杯毒酒,这让人透彻而完整地看到了苏格拉底极富责任感而忙碌紧张的一生。在没有判死刑之前,他除了必要的休息,他是一刻不停地奔走在各个可以讲课的地方,大卫在画中强调性地画出苏格拉底的紧迫感,在于苏格拉底对雅典人的责任与义务,在于他一直不辜负神的安排,一直做着一只哲学牛虻的工作。他的责任就是把智慧带到雅典,他的工作就是让雅典清醒。大卫在画中不惜重笔强调苏格拉底的紧迫感,让苏格拉底的精神有了具体可感的实质,而不像其他画那样,苏格拉底的精神变成了抽象的符号。
                 
                      画中的正义只够苏格拉底当好一名哲学老师
                 
                大卫在画中让苏格拉底不如平时那样平和随意。我们看这幅画时,除了感觉到苏格拉底着急死之前完成他的最后论证外,也能看出一些他对学生的恼怒,恼怒学生太容易受到悲伤的干扰,恼怒学生忙于痛苦而不能认真听他论证。当苏格拉底端起毒酒而一饮而尽,斐多眼泪哗哗而下蒙住自己的脸,阿波罗多洛禁不住嚎啕大哭起,苏格拉底对这些人相当不满,以“你们这些人真奇怪”之类的话斥责他们,并告诉他们他为什么要打发走他的妻子和家眷,就是因为怕她们伤心痛哭。法庭曾经把苏格拉底的女性家眷全都请到审判庭,不仅不阻止她们哭庭,而且还煽动鼓励她们哭泣,以此想让苏格拉底心软下来。法庭以为苏格拉底心一软,就会放弃原则,可是,苏格拉底当场请求法庭让他的家眷们离开庭审。大卫在刻画最后一课中的苏格拉底时,除了让他的急切心理溢于画中,还让他的愠色充满他的动作和表情。如果不是要将最后一课圆满讲完,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完成死前的一切事务,苏格拉底也会在最后时刻花一点儿时间享受一下人间痛苦和死亡的悲伤滋味,也可以花一点儿时间享受一下家人、学生和朋友为他悲痛伤心的滋味,可是,他没有这个时间。大卫忠诚于真实,忠诚于柏拉图的著作,在《苏格拉底之死》中没有给他这个时间。在一切都不利于讲课的环境中,在有限的时间里他要论证人类最复杂的问题,苏格拉底不希望有痛苦的哭声,哪怕一丁点儿悲伤的叹息,来干扰他讲完最后一课,来干扰他完成一个公民的最后义务。大卫的这些细微的表达,从内容到形式,都成为这幅画的重要内容,同时强调,正义就是如此!正义一般都会支配英雄的大无畏气概,但是,我们从大卫的画中看到的是,大卫笔下的苏格拉底的正义不是来自视死如归,大卫笔下的大无畏气概完全来自于哲学家对义务与责任的忠诚。因此,《苏格拉底之死》中的正义感 ,仅仅只够苏格拉底当好一名哲学老师,只够让苏格拉底讲完最后一课,而不够他去当一个伟大抽象的英雄。
                如此刻画大卫心目中的苏格拉底,与其说是大卫表达了对苏格拉底的理解与崇敬,还真不如说是大卫在刻画所有人心目中的苏格拉底。大卫知道十八世纪以及后世的人们需要的是一个不被英雄化不被高尚化更不被圣格化的苏格拉底,人们需要的苏格拉底就是那么一位有时还被他的妻子克珊西帕教训几句的人。“对于克珊西帕先是骂他,后用水泼他的情形,他说道,‘难道我没有说过,克珊西帕的雷声将造成下雨吗?’……有一次,她(克珊西帕)在集市中把他的外套从背上撕扯下来,他的熟人建议他还手,他却说道:‘跟泼妇生活在一起,就像马夫喜欢烈马,’。正如他们驯服了烈马后,就能轻而易举地驾驭其他马匹,我也一样”。33大卫在创作《苏格拉底之死》时,没有忘记这些,尽可能多的让苏格拉底像他的哲学、观念那样,具体、真实、亲切、敞亮、易懂,最重要一点还有就是让人感到需要。
                我们不能把“品格高于其它同题画”这么一句评语轻易送给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其实,只有对一幅画无可奈何时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一句太过抽象也过于概括的评语,会让人止步于画的精神气质,而疏于比较,并丢失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真正不同于其他画的地方。大卫在创作这幅画之前,曾经与诗人们有过讨论,话题之一是究竟要把苏格拉底画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是要把他刻画成一位大义凛然无畏赴死的英雄呢,还是要把他描绘成一位圣人。其实苏格拉底够得上以上两种身份,或者把以上两种身份都给他也不为过,其他画家对苏格拉底形象的确认,大都不出乎这两种特征。可是,大卫没有这样做,他为苏格拉底选择了其他画家都没有选择的那种身份,像真实生活中的苏格拉底一样,选择了他贫困哲学老师的身份。
                 
                           《苏格拉底之死》同题画的区别
                 
                一些早于大卫出生的画家,也早于大卫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他们对苏格拉底之死发生的种种可能有许多优先选择权。他们在创作中优先选择了“牢房”这个环境,这个环境的确立,适于其他画家以悲伤为侧重的表达。我们仔细看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的环境,从挤在最前也是最抢眼的红色,到建筑形态与色调,会发现存在明显的罗马文化特征。特征表现的时间关系明显晚于苏格拉底之死这一发生在希腊的最后事件。除此之外,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还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气息,这类气息的特征是东方式的宗教式的。这两大特征表明,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明显有悖于苏格拉底时代的文化特征,或者这幅画已经将苏格拉底之死移了出古希腊。画中只以地上的一幅镣铐提醒这里是雅典的监狱囚室,让人锁定这个事件的源起,其余部分如人物、事件、主题,大卫在表达中实现了大穿越,时间上,环境上、文化上的大穿越。大卫用悖逆的方式,让他的《苏格拉底之死》具有无限地穿越性,让任何时代任何人都能从这幅画中找到现实意义。
                当然,最后承接诸多穿越的是“最后一课”的课堂。大卫将这个环境确定为最后一课的课堂,也再次强调了苏格拉底哲学老师身份。对苏格拉底身份与环境不同于其他画家的选择与确认,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拉开了与其他同题画的距离。这是一个不小的距离,这个距离足以保障大卫的表达主题不同于其它同题画。虽然晚于其他画家的大卫几乎没有优先权,但是,他站在十八世纪时,他有优先考虑一幅画应该给十八世纪的人们提供什么东西的权力。其他画家并不比大卫渺小,不然他们就不会热心于苏格拉底之死这一题材了,他们肯定也在考虑有关苏格拉底之死的创作与表达目的,究竟是应该以痛苦和悲伤感动人呢,还是以正义与信仰让人感悟?是痛苦更能让人获得警醒呢,还是信仰更能让人获得启迪?一幅画是首先作用于情感呢,还是首先作用于理性更容易产生价值?是悲伤容易感人呢还是思想容易感人?这一系列问题,其他画家选择了前项,而大卫选定了后项。因此,其它同题画的表达显然侧重于悲剧性,因此他们画中的悲剧色彩和浓郁的悲伤气氛确实能一下子俘获人的情感。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是一幅有悲哀氛围,而不以悲伤为主题的画,这更适合需要理性思考甚于悲情审美的十八世纪,这就出现了佩龙从罗马回到巴黎发现人们更喜欢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的现象。
                佩龙等人的《苏格拉底之死》表达重心集中在悲剧上并致力渲染悲伤,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致力于对正义的理性思考,这让他的这幅画摆脱了就事绘事的陷阱,从而其光辉没收了其它同题画的光芒。当然,如果没有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对正义与理性的需要,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的成功也许会推迟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在大卫的这幅画中,虽然有悲伤的学生环绕着苏格拉底,但这幅画中的悲伤只是打开我们情感的力量,它明显不是情到悲伤为止,因而比较起来,大卫的这幅画多了一些震撼感,就像那位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飞机上看《苏格拉底之死》感到的震惊一样。确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情到悲伤为止,每一个被这幅画吸引的人都会感到有一股力量推着他向深处走去,而为我们打开心灵之门与理性世界大门的钥匙,就在苏格拉底举起的那只手所指的地方,那里有体验与思考。苏格拉底的这一手势,只有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独有。
                能够把这篇文章读到这里的人,想必已经走进这幅画的深处了,想必不会掉头就跑了!值此,进入这幅画的深处的人会霍然开朗——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的核心表达不是死亡。以演讲者的身份进入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的苏格拉底,最后一课讲的不是死亡,以正义姿态进入大卫《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的哲学家,最后一课讲的即使是死亡,死亡也不能终结正义,不能终结信仰。
                “来,克里托,让我们服从他的命令,去把毒药拿来,如果已经准备好;如果还没有准备好,就让那个人快点准备。
                克里托说,苏格拉底,我想太阳还在山顶闪耀,还没有下山。我知道以往某些人在接到命令以后拖了很久才喝药,这种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多喝一点,亲戚朋友也可以与他们亲爱的人多待一会。你别忙,我们还有时间。
                克里托,他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苏格拉底说。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得到一些好处,但对我不合适。我不指望稍晚一些喝毒药能有什么好处,我期待的是不要让我亲眼看到自己由于想活命而变得滑稽可笑,在已经没有时间的时候故意拖延。所以,照我说的去做,别拒绝我。”34“如果他在活着的时候漠视身体的快乐和身体的装饰物,这些东西带来的损害大于好处,通过学习的快乐认真关心他自己,不是用外在的东西装饰灵魂,而是用它自己的饰品,亦即节制、正义、勇敢、自由、真理,在这种状态下等候去地下世界的旅行”。35
                这是苏格拉底在最后一课中讲的话,讲出了他的信仰的具体内容节制、勇敢、自由、正义、真理,讲出了凡有信仰者所必须信仰的东西节制、勇敢、自由、正义、真理,讲出了凡是人必须要有信仰。就像苏格拉底在最后一课讲述的那样,大卫在他的画中最后呈现的也是苏格拉底的信仰,而不是死亡以及与死亡相关的悲伤、痛苦、绝望。这才是众多画家的《苏格拉底之死》容易被人放下,而觉得有关苏格拉底之死的艺术作品,只要记住大卫的这幅画就够了的原因。
                 
                对常识的审判
                 
                大卫或得者任何一位画家,总是带着社会的需要而进入创作。大卫把《苏格拉底之死》描绘成最后一课,也是出于大卫对社会需要的忠诚。不仅大卫对苏格拉底之死,每个看到大卫这幅画的人自然产生的心灵活动,也可以揭示大卫画这幅画的原因究竟出于什么。只要能找出大卫画这幅画的原因,什么这幅画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幅画的出现开启了古典主义的一个新时代诸如此类貌似最高评价的话,就会显得毫无意义。一般来说被这幅画真正震撼过的人都不会说这样的话,被震惊过的德波顿就没有这样的赞美。
                法国作家德波顿“碰见”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时,他用了“蓦然间映入眼帘”,“蓦然间”一词足以说明一下子被抓住的感觉。真正让他的感觉明确起来的是,“我在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买了五张大卫的那幅画的明信片。后来,在飞过冰封的纽芬兰上空时(当时晴空万里,一轮明月把地照出耀眼的绿光),我拿出一张来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生命完成升华的那一刻”。36看到这里,德波顿被震惊了。德波顿被大卫的这幅画震惊的原因,德波顿说或许是由于它所描述的行为与我自己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我在与人谈话时总是重视取悦人甚于讲真话。为了讨好人我常常为索然无味的笑话大笑,就像家长对待学校恳亲会演出的开幕式一样。对待陌生人,我常采取饭店守门人对待有钱顾客那种奉承的态度——那是出于讨好所有人的欲望而表现出的过分殷勤。我从不对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公开表示怀疑。我努力博取大人物的赏识,每当同他们见过面后,总要久久心怀忐忑……。但是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为别人的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千夫所指能够保持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37这种自信在苏格拉底的生与死之间孕育着一种召唤,唤起人智慧的怀疑精神。这是大卫的这幅《苏格拉底之死》给予德波顿震惊的原因,德波顿说出的这番感受就是对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最准确的评价。
                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让人震惊的个人和社会原因,让人震惊的心灵层次各不相同。德波顿震惊的原因是为“它向我展了一种力量,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苏格拉底之死》让他针刺般地清醒起来,“一项论断是否正确,不取决于它是否是大多数人的主张,或长期为重要人物所信仰。只有不能被合乎理性地驳倒的论断才是正确的,不能证伪的论断才是真理”。38从此德波顿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不是靠别人的认同、赞赏、表扬而获得,苏格拉底从来没有从别人的赞扬中获得半点力量,这让从来不能独立思考的“我”(德波顿指出的是一种社会现象)震惊。而画这幅画的大卫本人,在他“懂得了之时”对苏格拉底的死产生过震惊,《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就是大卫这位画家震惊的结果。一个可以用“我”来指称的人,震惊于苏格拉底之死,之后阅读大量有关苏格拉底哲学与思想的书籍,最后产生了一种永久的冒险心理,愿意在苏格拉底的胡须上上吊。——因为他看到正义和信仰正在消失。看过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后,这个愿意在苏格拉底的胡须上上吊的人,他开始了另一种冒险——理解苏格拉底。
                大卫创作这幅画,是一个被唤醒的过程,而此前,大卫同时代人的智慧的怀疑精神似乎陷入睡眠,并且被社会常识统治。对于常识的维护,是由阿里斯托芬在狄俄倪索斯剧院首演的《云》这一喜剧开始并展开的。阿里斯托芬在这部喜剧中将苏格拉底这位哲学家塑造成漫画形象,让扮演苏格拉底的演员坐在高高挂在天空的篮子里,讽刺这位哲学家的脑袋高在云端。被漫画化了的苏格拉底对一切常识无礼地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在这部喜剧中,苏格拉底的问题是“一只跳蚤能跳相当于他身体的几倍高?蚊子哼哼是从嘴里还是尾部发声?”其实,苏格拉底在喜剧之外的问题是,一头驴踢了我,难道我就得认同驴吗?我这里没有借助苏格拉底的问题回击阿里斯托芬对这位宽容的哲学家的讽刺,这位喜剧诗人的讽刺是对苏格拉底的赞美。阿里斯托芬认为,哲学家提问题时比那些从不冒险地分析问题的人离常识的观点越来越远,他在剧作中批评苏格拉底只关心小问题,只对问题的荒诞性感兴而越来越荒诞。可是,苏格拉底一直认为,常识就像睡眠一样,常识就像温暖的棉被,如果不去揭示,常识就会让人永远睡在它的平稳宁静幸福的表层意思之上,因此,苏格拉底说,常识更值得深究!
                柏拉图在《美诺篇》中记载了苏格拉底一次对话,这次对话被称作三大著名对话之一。富裕的贵族美诺对苏格拉底说,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十分富有,贫穷总是由于个人有缺陷,而不是出于偶然;一个有美德的人就是有许多钱买得起好东西的人。围绕这些观念、判断标准,就构成了贵族们的常识。面对这类贵族常识,苏格拉底通过对“好东西”的论证得出美诺也同意的“有钱买不到正义节制虔诚真理”这一结论,而买不到节制真理与正义的贵族不会是有美德的贵族。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论证、揭示,识破贵族常识的虚伪性,并一直致力于对常识的深究。比如面对最大的常识“人”,他就一直号召人们不断地“认识你自己”!司空见惯的现象与常识中包含着深刻、本质性的问题,让人感觉不到这是问题。比如有一个八岁的小孩问我,“苹果为什么是圆的?”“树为什么垂直生长?”常识已经掩盖了本质,而让人无法回答。对雅典自以为智慧的人进行不断地考察,帮助人“认识自己”,这成为苏格拉底的哲学核心。认识自己是对人的一个考察过程,帮助人认识自己,让雅典不少自以为是的人原形毕露,也让许多雅典人奋发有为。
                如果不加深究,常识让人肤浅,常识让人满足,常识让人慵懒,常识让人平庸,常识会成为人与真理之间的绝缘体,常识也会让万物不再展示正义性。对苏格拉底判处死刑,就是有人忌恨这位爱刨根问底哲学家,运用常识操纵雅典的最高法庭,利用常识让法律失去正义的结果。
                 
                             大卫表达了法国的需要
                 
                据说在1700年至法国大革命暴发的1789年,法国新增了五万多个新贵族,无论新贵族和老贵族思想上有什么不同,法国基本上是由贵族统治。在大卫生活的那个年代,法国一直沉浸在启蒙运动种下的愤闷和渴望中,原因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们的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等民主思想,一直受到常识的压抑,受到当权贵族的排挤,这致使许许多多潜在的危机一直伴随着法国人的生活。柏拉图的《申辩篇》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我要说,没经考察的生活不值得过!但是,在常识之下,法国人无从审视自己的生活。仅就这一点,就让大卫深切地感到法国乃至那个时期的整个世界,对苏格拉底的无穷需要。
                大卫觉得法国需要什么呢?常识不一定就是旧的,常识不一定毫无积极作用,就看哪些人利用常识,怎样利用常识,利用常识的目的是什么。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等法国思想家的思想,是像苏格拉底那样不断认识自己而后获得的有助于人的新知识,这必定会让新思想与常识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两者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德波顿所说的那个原因造成,即人们既有新的祈求与热盼,但又沉沦在不敢说出新思想好的懦弱习性之中,这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等法国思想家的新思想诞生了,但无法实践的原因。而这种不良习性久而久之会让一个人会让一个民族失去可贵且智慧的质疑精神,也会让一个人一个民族丢失独立思考、真话实说、直言不讳的精神,显然,社会正义感也会与此共同退却!
                法国从来不缺哲学家,法国从不来不缺哲学胆量,法国也从来不缺革命,但唯独缺少正义保障。即使一场轰轰烈烈人们期待已久的革命,有时也会陷入常识之中,有时会按照新思想设计的正义路径来到,但最终会陷入常识的另一面,最终带给人们的并不是人们需要的结果,许多大革命大有事与愿违之虞。
                大卫在创作《苏格拉底之死》的时候,似乎预感到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的思想有一次革命性的实践过程,但他并没有可以超越艺术家身份的那种坚强信念。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为疑惑而让他无法明确,即可能的革命是否会像法国的其它革命一样陷入常识的驾驭。革命这一词汇的内涵永远是新的,但革命实践永远会受到常识的控制。比如一场浩浩荡荡、顺世应时的农民起义,本来源于对皇帝以及旧制度的厌恶,农民革命成功后,农民领袖却做了皇帝,最后还是陷入常识。受到常识左右是所有新生事物包括革命的宿命,因此革命永远摆脱不了旧的因素,尤其是在革命实践中,哪一场革命摆脱过否定与破坏?哪一场世界革命没有运用过恶暴力?哪一场世界革命没有使用过罪恶的手段。确实,民主的雅典,也无法保证在审判苏格拉底时不受常识的摆布,无法保证在审判这位哲学家时完全不受非民主思想、观念、方法、手段的干扰。苏格拉底最终被判处死刑,民主制度与民主方法,也不是正义的保障,这是民主让大卫受到震惊的地方,也是苏格拉底之死让大卫感到震惊的地方,这一震惊让大卫确定他画《苏格拉底之死》核心思想——只有正义才值得期待。由世俗逻辑控制的革命不一定是最好的,革命不一定能带来人们最期待的正义。
                这再次揭示大卫为什么把名字签在柏拉图坐凳上的另外深义,因为柏拉图通过事实把这个道理告诉了大卫。“无论你们是否相阿尼图斯,无论你们是否判我无罪,都要明白这是我的既定行为,哪怕要我死许多回。……你们一定要明白,如果你们杀了这种人,我就是我说的这种人,那么你们对我的伤害不如对你们自己的伤害”。39苏格拉底知道死亡无法挽回,以颂歌向神道别,“别了,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别了,提洛岛上你们这对著名的孩儿”。阿波罗是光明、智慧、正义之神,雅典的法庭逼迫他向光明、智慧、理性和正义告别,这在大卫看来,是人类的一个无法把握的转折,苏格拉底之死,人类是变得更好,还是会变得更坏,确实无法判断,就连苏格拉底也说只有神知道。
                苏格拉底向正义告别出于他对正义的责任,而不是自己能不能享受到正义,更不是自己不能享受到正义。那些审判苏格拉底的人是否能保证法庭的审判完全符合正义呢?那些坐在迪卡斯特里法庭(一说是赫里阿斯特法庭)长凳上的陪审团成员并不是法律专家,陪审团成员一般是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伤兵。成为迪卡斯特里法庭一名陪审员的条件也很简单,一是要求是雅典公民,二是要思想健全,三是要不负债。要求陪审员思想健全并不是根据苏格拉底的标准,而是只要求陪审员能够走一条直线,能够在提问时说全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其实这只是身体还算健康,能走一条直线并不保证思想健全。要求不负债也不能保证陪审员没有受贿心理,因为他们需要钱,而陪审员是给报酬的,报酬虽不是行贿,但报酬会牵引陪审员的情绪倾向,报酬给他们制造的心理会倾向强势和法官一方。而受审者、被告一般已是弱势一方。仅陪审员的报酬常识,就先决地造成了不平衡不公正。陪审团成员的酬劳是一天3奥波勒斯,比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日工资要少一点,但对于六十多岁居家无聊的老人或者伤兵来说,无疑是一笔相当可允的补贴,因此,那些老人或伤残人士都愿意当陪审员赚一些额外的收入。而且法庭对进入现场的陪审员也没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审判苏格拉底时,许多陪审员因为听不懂苏格拉底的辩护而经常打瞌睡。陪审员制度本来是为了给公平与正义多提供一份保障,可是这样的陪审员、这样一种审判,可以说在法庭上就根本无法找到正义保障。因此,苏格拉底最后的告别是向正义告别。完全没有正义保障的法庭做出了死刑裁决,以死亡来冻结一个“坏源”,但是,这一审判根本无法让人类获得更正确更明朗的方向。这不,审判刚一宣布,雅典人当时就后悔了,而且追悔莫及。
                苏格拉底刚刚被处死,雅典公民的情绪就发生了变化,感觉好像丢失了自家最珍贵的一员一样!欧里庇德斯的戏剧《帕拉米德》上演的时候,苏格拉底的名字一出现,全场观众就哭了!这是伊索克拉底记录下来的场景。“苏格拉底名字一出现观众就哭泣”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并转化为一种惩罚与报复,人们开始惩罚那些诉讼人、审判者——那些杀死苏格拉底的人。狄奥多罗斯有著作说,指控苏格拉底的人最后被雅典人私刑处死了。普卢塔克则说,雅典人对那些指控者恨之入骨,拒绝与他们共用一个浴池,拒绝他们进入体育场、剧院几乎多有公共场所,他们甚至不敢在市场上露面,几个指控苏格拉底的人受不了众人的恨仇,最后在绝望中自缢身亡。第欧根尼·拉尔修写道,“他就这样离别了人们。但是,雅典人立刻就追悔莫及了,他们认识到,这实质上是关闭了自己的摔跤学校和训练场。于是,他们处死了墨勒托斯,放逐了其他几个控告者;他们用一尊铜像来表达对苏格拉底的敬重和报答之情,并把铜像安置在存放游行器皿的礼堂中,这尊铜像是吕希珀斯的作品。就在阿尼图斯定居赫拉克勒亚的当天,他就被该城的人们给驱赶走了。不仅在苏格拉底这件事情上,而且在其他很多类似事例上,雅典人都表达了悔恨之情。欧里庇德斯在《手法》中用这样的言辞斥责他们:‘你们杀死了,杀死了这位全智者、无悲痛者、缪斯女神的夜莺’”。40
                即使出现如此大的悲剧——苏格拉底之死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第一悲剧,如此多的著作和著名雕塑家吕希珀斯的《苏格拉底》雕像出现在世人眼前,并时刻提醒不能让如此悲剧重演,但并不能完全保证正义在雅典永远不被常识利用。卡里斯特勒斯事件和亚里士多德事件为人们增添了这份担忧。卡里斯特勒斯说话一向比较直率,为此亚里士多德曾用斥责劝告过他,“我想你会早死,我的孩子,原因在于你的话语”。事实映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告诫,有人怀疑他与赫尔谟拉俄斯合伙对亚历山大图谋不轨,于是把他囚禁在一个铁笼子里到处游行。“由于他满身虱子、又无人照顾,最后被扔给了狮子,就这样结束了性命”。41
                告诫他人的亚里士多德也不能幸免于正义缺席后发生的一些荒诞灾难。一度统治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是马其顿人,他能统治希腊来自一次马其顿对希腊的入侵。外出征战的亚历山大大帝死亡的消息传回希腊后,雅典掀起了反抗马其顿的热潮,并引发了一场大战,但最后以雅典失败继续臣服而告终。雅典没有出得了这口恶气,就把怒气转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位哲学家身上,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历山大从十三岁起就拜在亚里士多德的门下,直到十六岁。自从雅典让苏格拉底获罪而死之后,雅典审判哲学家可以说轻驾路熟,他们控告亚里士多德的罪名完全和苏格拉底的罪名一样,控告他亵渎神灵。雅典爱讼者们深深知道“不敬神”这一罪名致死的杀伤力,不敬神这一罪名是最能让哲学家毫无喘息之机、最能致哲学家于死地的毒酒。“原因是祭司欧儒美冬控告他不敬神。或者如法伯里诺斯的《历史杂记》中所说,控告者是德谟非洛斯,控告的依据是前面已经谈到的是他为赫尔米阿斯创作的赞歌,以及他在德尔斐的雕像中碑铭体诗”。42苏格拉底之死让亚里士多德认清了雅典,他把他对雅典的认识总结成了让人好记的格言,“雅典人虽然发明了小麦和法律,但他们却只使用小麦,不使用法律”!由于他对雅典早就认识得比较透彻,他逃亡到他母亲的出生地卡尔基斯隐居起来,他接受流亡的理由还有“我不想让雅典对哲学犯第二次错误”!
                即使有民主制度,失去正义保障,其实没有人能保证对哲学不犯下第二次错误、第三次错误。大卫除了创过了《苏格拉底之死》,还创作有《塞内加之死》和《马拉之死》,他的每一幅“之死”之作,都是他对正义的担心忧虑之作。大卫的《塞内加之死》早于《苏格拉底之死》,创作于1773年,那时大卫只有二十五岁。大卫这幅画中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六十五年四月的罗马郊外,画中那位死者是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也是罗马皇帝尼禄的老师。四月的某一天,一名罗马军队百人队队长来到塞内加在罗马郊外的别墅,宣布了尼禄让这位哲学家自裁的命令,原因是在罗马破获了一起企图推翻二十八岁皇帝尼禄的阴谋,尼禄怀疑与他的老师有关。有文章记载,“尽管塞内加做了皇帝的五年导师,忠诚地担任了皇帝的十年副官,尼禄还是下令处死老师。”
                (插图:法国 雅克-路易·大卫《塞内加之死》1773年 巴黎小皇宫博物馆)
                就塞内加的镇静来看,和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的哲学家一样,但在大卫的《塞内加之死》中,这位哲学家似乎调足了力量来应对死亡的痛苦。的确,塞内加的死实在不容易。在百人队长还没宣读完皇帝的命令时,塞内加就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他用刀割破了手上的血管,平静地等待死去。可是血打湿了他的衣服,染红了地毯,没有吓着自己,反倒吓哭了围着他的家人、学生和亲朋。吓哭了这么多人,他也没有死去,他只得找医生要一杯毒药——他知道苏格拉底是怎样被毒死的。不知是公元六十年代的毒药不够毒,还是好心的医生因为敬佩这位哲学家而将毒药放少了,喝下毒药的塞内加久久不能死去,以致痛苦难当,但他不想让他的学生知道他有多么痛苦,大卫在《塞内加之死》这幅画中描绘的就是此刻。毒药对生命的争夺毕竟有让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塞内加请求人们将他送进蒸汽浴室闷死,药酒毒不死的哲学家最后被闷死。一个哲学家,用了三种死法才死去,长时间的试死过程,是这位哲学家用死在拷问那位学生兼皇帝的下令者,大卫截取这个事件的一个片断,其实是在用哲学家的死审判皇帝,以及皇帝掌握的法律。掌握着法律机构的皇帝无疑是正义的最有权力的维护者,那么塞内加的死无疑是在审判正义,大卫的《塞内加之死》截取的虽然只是片断,但这幅画对正义的担心与审视却是永久的。
                对正义的担忧一直萦绕着大卫,大卫一直在用哲学的社会遭遇,检验着正义何时是常识的,何时是正常的,何时又超越常识而变得邪恶。人们每一次对哲学和哲学家宣判死刑时,都是以正义的名义,但每一次完成宣判所得到的结果都令人感到邪恶,都让人觉得是邪恶打劫了正义。大卫把众人的这种感觉,在他的《马拉之死》一画中表达得更为明确。
                (插图:法国 雅克-路易·大卫《马拉之死》1793年 布鲁塞尔 比利时皇家美术馆)
                大卫《马拉之死》中的受害者,是一位革命家,这让人们模糊了三幅“之死”之间的区别,甚至误导了人们对他的三幅“之死”的理解。误导最明显之处是人们把这三幅画统一起来,而强加给大卫一定数量的革命精神。马拉是一位革命家不假,但在大卫的笔下他是一位思想家,仍然属于哲学家思想者一类。《马拉之死》和《苏格拉底之死》、《塞内加之死》一样,表达的仍然是哲学与思想的一次遭遇,只不过遭遇形式不一样而已。《苏格拉底之死》是哲学遭遇到了民主,《塞内加之死》是哲学遭遇到了专制与强权,那么《马拉之死》则是哲学、思想遭遇到了革命或者反革命。大卫的三幅“之死”,像一个三段式,论证或者递进中揭示的问题离我们越来越近。哲学受保障于正义,哲学成立于真理,哲学服务于真理,可是,当哲学遭遇民主、专制、革命,哲学总是要遭受一次损失,大卫的表达明确起来,民主、专制与革命三者,谁也不能说自己的行为对哲学没有造成过损伤,三者谁也不能说其行为没有破坏对真理对正义的接近。
                “谁也不能”包括民主、革命也不能这样标榜自己,那么民主、专制与革命谁能说自己比其他两项要好呢?值此,我们才深深理解为什么苏格拉底说自己是神派给雅典的一只哲学牛虻了。人要不断被清醒,是因为人除了要不断地认识自己,还要清醒的审视一切常识,包括民主、专制和革命。大卫的三幅“之死”,揭示民主、专制和革命并不一直以人们确认的常识面目出现,民主并不会像常识确定的那样一直拥有公正的正义;革命也未必总是带来好结局;专制也未必就是常识中说的那样一提起来就令人不齿,要是都拥有正义保障的常识轨迹,错误与邪恶就好规避多了。
                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中刻画这位哲学家,无论是在最后一课中的讲述,还是他的演讲行为,至死都在审判人们的常识。《苏格拉底之死》揭示,民主和革命不能一直保持常识的面貌与品质,那是因为人破坏了民主与革命的正义性,人类出现种种灾难,其实也是人为的灾难,灾难之源在人。苏格拉底之死之后,还有塞内加之死,还有马拉之死,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环境失去了正义。
                人类从来不缺少接近真理的胆量与方法,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接近真理,而人类拥有的真理并不多,也是因为人类的方法缺少正义保障。现在似乎可以说,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描绘的人类最后一课,苏格拉底讲的最后内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首要的是应该保证对正义的信仰。大卫画完《苏格拉底之死》之后的两年,法国大革命暴发了,在他预感到革命就要来了的时候,他借那位有钱人向他订购这个题材的画的机会,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从不缺少革命的法国,大卫希望即将到来的革命,不要起于正义而又失去正义!只有让正义保证革命的品质,才能获得好的结局。大卫用他的《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表达对正义的期待,是期待正义保证法国的新思想和新革命,给人带来的不是后悔而是好处。确实有必要担忧,当年处死苏格拉底也被雅典人看作是一场革命,可是苏格拉底一死,雅典人就后悔了。
                后悔的人群中,不知有几位愿意在苏格拉底的胡须上上吊。
                 
                注释:
                1、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87-88页。
                2、英国 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资中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3月第4页。
                3、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篇》,王晓朝译 《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52页。
                4、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 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14-115页。
                5、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 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15页。
                6、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篇》,王晓朝译 《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50页。
                7、古希腊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85页。
                8、古希腊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80页。
                9、古希腊 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0-12页。
                10、古希腊 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6-7页。
                11、古希腊 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7页。
                12、古希腊 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8-9页。
                13、古希腊 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7页。
                14、古希腊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台海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4页。
                15、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14页。
                16、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14-115页。
                17、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 人民出版社(增订版)王晓朝译,2015年10月版第78页。
                18、古希腊 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 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30页。
                19、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 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15页。
                20、(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 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14页。
                21、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86页。
                22、古希腊 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0版第17页。
                23、古希腊 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0版第17页。
                24、古希腊 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0版第18页。
                25、古希腊 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0版第26页。
                26、古希腊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86页。
                27、古希腊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86页。
                28、古希腊 柏拉图《克里托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32页。
                29、古希腊 柏拉图《克里托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34-35页。
                30、古希腊 柏拉图《克里托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44页。
                31、古希腊 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27页。
                32、英国 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资中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6页。
                33、古希腊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84页。
                34、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14页。
                35、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12页。
                36、英国 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资中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6-7页。
                37、英国 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资中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7-8页。
                38、英国 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资中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25页。
                39、古希腊 柏拉图《申辩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7-18页。
                40、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87页。
                41、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212页。
                42、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212页。
                 
                 
                                   2018年4月28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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